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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名家访谈】
访谈对象：刘作奎，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副所长、研究员
访谈人员：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薛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是什么？
刘作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基于一份好的历史传承。沿着丝绸之路，中国同周边各族人民友好交往、和平生活，互利共赢、文明互鉴，好的历史传统应该传承下来，应该以某种方式传承和发展。
第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解答时代之问、应对时代之变，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努力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促进全球合作于发展上形成中国方案和中国答案。
第三，“一带一路”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发展问题上的思路和方案，展示出中国追求和平发展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愿望，是积极回应“国强必霸”“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威胁论”等国际舆论污名化中国的一种应对举措，为中国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做出努力。
“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内容和推进形式会根据需要不断变化，不是一下子就酝酿形成的，而是需要根据形势不断做出科学谋划和科学改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陆续提出的，从最初致力于发展西部到后来聚焦欧亚大陆、陆海统筹，再到面向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也是经历了不断变化。未来，“一带一路”倡议还可能会根据中国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薛力：你对中东欧共建“一带一路”十年的整体评价？
刘作奎：从高歌猛进到现在的走向平稳，映衬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地缘政治是推广“一带一路”和平计划的最大障碍。比如，个别国家在实际行动和“一带一路”发展理念上均向中国发出挑战，积极进行污名化，这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
2013年到2017年，中国在与中东欧的“一带一路”推广合作中高歌猛进。贸易畅通、资金畅通方面，虽然中国与中东欧贸易额超千亿美元的目标是在2019年才实现的，但是从2013年到2017年（双边）贸易额一直是增长的。为实现资金融通，中国设立100亿美元专项贷款，还设立丝路基金等。资金融通促使投资实现井喷式增长，中国在中东欧国家大量投资基建项目，建设了很多标志性的工程，比如匈塞铁路、黑山南北高速、佩列沙茨大桥、比雷埃夫斯港等。这些都是世纪性工程，展现了中国的基建优势。
2017年中美贸易摩擦后出现了新情况，某种程度上，美国对华竞争的主战场在欧洲，重点是在中东欧。当时美国国务卿彭佩奥一年四次到访中东欧，包括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重点突破这些国家，游说和逼迫这些国家放弃与中国的合作。拉住“新欧洲”，对付“老欧洲”，这是一个美国屡试不爽的办法。在“一带一路”建设上，美国同样用这种办法，先突破新欧洲，再扩展到老欧洲。
薛力：请列举三个中东欧“一带一路”代表性项目？
刘作奎：第一，比雷埃夫斯港。比港是中欧陆海快线建设的枢纽，如果匈塞铁路建成，它将通过海铁联运的方式使得中国货物到达欧洲时间比以前减少7-11天。
第二，中欧班列。欧亚大陆行经欧洲的中欧班列有90%通过波兰，中东欧对班列正常运营至关重要。
第三，匈塞铁路。目前在匈牙利段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能源危机导致的物价上涨；二是缺人，很难找到高质量的技术工人。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技术问题会得到解决。
此外，我还可以再举一个项目，宁德时代的项目。它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对欧投资项目——将近75亿欧元的项目资金投到了匈牙利。宁德时代的这个投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在于，它是在产业链上游的投资，而有关产业链的投资是最有竞争力的投资。宁德时代在中东欧的发展是很有潜力的。
薛力：“一带一路”提出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作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推广“一带一路”，这完全是外交的创新。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我们没有把这片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发展外交关系。东欧的概念很复杂，某种程度上看，我们重塑了东欧概念。东欧有冷战时期的“老东欧”概念，有转型之后的“中东欧”概念。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塑了这个区域，而且这一概念还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后来波罗的海三国的退出使得中国-中东欧合作受到影响。但总体来看，中国这种外交创新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薛力：“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国家形象有什么变化？
刘作奎：中国形象不应该和“一带一路”划等号。“一带一路”会对中国形象有影响，但最核心的还是个别国家话语权对中国形象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是个别国家在塑造中国在中东欧的形象。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他们在全球把中国当作不同制度、不同发展道路、具有威胁性的体系性对手，在中东欧用“债务陷阱”“用经济投资获得政治影响力”这种污名化“一带一路”的做法，就是要在中东欧塑造“中国威胁论”的形象。所以，中国在中东欧一些地区形象的改进有赖于中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在形象塑造上，实力就是话语权。对中东欧国家投资上，欧盟和美国是大头。也就是说，在经济和安全上，欧美对中东欧国家具有“卡脖子”的能力。这意味着，中国在中东欧国家形塑国家形象，需要系统应对来自欧美的挑战，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需要有规划、有耐心。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进，中东欧国家会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与中国合作的价值是欧美所不可替代的，匈牙利、塞尔维亚、希腊等国家对此已经有深切的感受。
薛力：对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的整体建议？
刘作奎：其实有很多可以做。
第一个建议是，中国对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不要急。现在的问题是，俄乌冲突之后，中东欧国家对安全需求是第一位的。它们当前首要关注的是安全问题，即能够活下来。中国在这个阶段不能硬推，需要先冷静观察。中东欧对中国存在需求的窗口期还是有的。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入中东欧，形成一个窗口期。2020年之后，中东欧国家通胀和能源价格上涨，能源转型又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又形成一个窗口期，华为等企业就找到机会了。现在，中国的光伏产业，特别是太阳能设备，又都回到中东欧了，可见窗口期的重要性。
安全问题固然不可或缺，但属于暂时现象。经济与民生是永恒的主题。我的判断是，到2025年，搞地缘政治的中东欧政治家肯定面临向民生政治转型的情况，新生的政党力量也会强调民生政治。这时候中国的机会又来了，又是一个窗口期。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逻辑是互有需要，“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是经济与民生。中东欧国家对中国没有需求时，很难开展“一带一路”。
薛力：高校与智库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研究？
刘作奎：高校和智库有很大空间参与“一带一路”研究，大有可为。它是外交的重要补充，而且受众面比较大和广，更能体现去政治化和务实合作，夯实友好感情。现在面临一些阻碍，尤其是来自个别国家的压力，但在中东欧国家尚未受到根本性影响。中东欧高校影响力不及西欧和美国，因此，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但中东欧高校历史传统久远，专业特色突出，是可以开展高校合作的重要区域。
智库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因为很多智库是官办的，深受政治关系影响。一些对华关系比较友好的国家，智库交流比较活跃，呈现出官智“双向促进”的格局。有一些国家智库紧跟在政府后面发言发声，导致正常交流比较困难。总体来说，智库交流已经越来越重要。在需要尽力发展对华友好关系的国家，智库的作用举足轻重。但在该领域，美国的影响和渗透依然很大，提供了很多资助项目以影响智库的研究和行为。
薛力：国企与民企如何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互补作用？
刘作奎：在中东欧的互联互通建设，基本上是以国企为主，而高新技术、绿地投资和小而美的项目很多是民企在做，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比如，在罗马尼亚，中国民企就做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做后备箱车灯、汽车内饰、方向盘和汽车底盘的企业，完全由当地人治理，公司里几乎看不到中国人的面孔，也几乎看不出中国企业的影子了。整体上，国企和民企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借力，形成合力以取得更好效果。
薛力：作为精通中东欧问题的学者，你有什么其他补充观点与建议？
刘作奎：第一，把现有项目做好就是成功。像中欧陆海快线、匈塞铁路这些项目还没有做完。这些项目都是不错的，一定要咬牙坚持下来。这些项目如果能做好，“一带一路”在中东欧就会有成就了，坚持下去，中东欧的互联互通就会搞得很好。
第二，市场化是必要趋势，市场化能够有效降低风险，也使得项目变得可持续。在先期阶段，我们可以借助政府融资来提供支撑，但在运营阶段，要多依靠市场主体。
第三，中国在中东欧开展经贸和投资合作这十年，取得不小的成就，当然也面临很多挑战。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这些年的经历表明，只要我们敢于创新、勇于实践，是能够创造出很多机会和成果的。
第四，美国仍是中国开展各种区域和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中东欧又是深受美国影响的区域，未来想在合作上有所突破，还要保持战略耐心，把中美关系转圜好，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就会迎来更多机会。
（访谈时间：2023-08-14晚；访谈地点：北京朝阳门和祥记餐馆；录音稿整理：辽宁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录音稿校对：薛力；本文经受访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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