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名家访谈】

　　编者按：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近日举行。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发展为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成果有目共睹。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访谈“一带一路”研究的权威专家，从不同角度梳理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为配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光明网将于近日分别刊发，以飨网友。

　　访谈对象：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研究员

　　访谈人员：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薛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

　　杨洁勉：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于中国新时代的开始之时，也就是中国外交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一个交界点，在这个交界点，必须对中国的对外关系进行总体筹划。“一带一路”是中国整体外交整体布局中非常重要的干线之一。

　　“一带一路”的提出至少有三点考虑。第一，中国在“强起来”的过程中，如何更加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第二，中国的对外关系面临着美西方在我们东面的阻拦。实际上，2012年之前就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西进战略”。第三，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一带一路”是对我国严峻的周边形势的一个破解。

　　薛力：对“一带一路”实施10年的整体评价？

　　杨洁勉：对于十年来的“一带一路”建设，我用十六个字进行概括，“成绩很大、挑战很多、基础已定、任重道远”。

　　“一带一路”是世纪工程，从一定程度上说，10年只是一个开头，今后会有很多十年。第一个10年是打基础的阶段，也是寻找重点发展对象、国内各界人士沟通辩论、达到初步统一的10年。

　　“一带一路”刚开始提出时，有些经济界人士认为这是要把我们的剩余产能进行转移；还有的认为是要在全世界建立战略支点。这种理解过于庞大，也有些偏颇。“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一个边设计、边进步、边调整的过程。

　　“一带一路”10年，经历了问世、宣传到定型的阶段。“一带一路”英文的名称也是经过2~3年的时间最后定位为“B&R Initiative”，英文的最终敲定是我们在国际上进行概念创新和宣传推广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现在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用“一带一路”了。

　　薛力：“一带一路”提出后中国外交政策有哪些变化？

　　杨洁勉：第一，中国的外交战略从韬光养晦转变为积极有为。在中国已经强大起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韬光养晦是不可能的，基本条件不复存在。

　　第二，中国的外交更加讲究战略思维、顶层设计。“一带一路”是一个平台，主要围绕某几个方面，但是我们的总体外交战略范围更加宏大。以前我们是区域大国（regional power），现在是全球大国了，但我们英文用的是major country，而不是global power，因为后者有“列强”的意涵。现在我们是全方位运筹规划，以前主要是经济增长，后来提升为development（发展）。现在我们讲战略、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自信等，讲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等方面。

　　第三，在敢于斗争前提下，同时也善于斗争，这方面与以前明显不一样了。

　　薛力：“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国家形象有什么变化？

　　杨洁勉：总体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第一，中国在国际上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争取合作共赢，得到越来越多国家认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是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形象的一个突变；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一带一路”；再到“一带一路”10年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经历了时期的变化。

　　我们常把历史前进比为江河东流，以前比较注重“流”的方面，即出了状况怎么解决的问题。现在我们日益注重“源”的方面，讲究世界从哪里来和问题的根源等。

　　我们坚持唯物主义，物质生产、经济社会是本原。我们从整体上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半杯水是半杯满还是半杯空？爱好批评的人总是讲半杯空的，支持者多讲半杯满的。比如中欧班列，有些学者说（有些列车）回来是空的，这当然是问题，但是中国到欧洲的线路打通了，列车开出去了就是成绩。又比如，为什么要修中老铁路，人和货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当铁路连成线，连成片的时候，它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了。

　　第二，丝绸之路是一种历史记忆，体现“‘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共享。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总的来说，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趋好，但目前还不够，有进一步改善的较大空间。

　　薛力：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杨洁勉：挑战很多，第一，美西方的挑战。比如2017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安全威胁、主要的竞争者和挑战者。此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和美国异口同声。这是非常大的转折点。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该来的总归要来的，无非是早一点还是晚一点。我的看法是，他们宁可早一点，希望在中国真正发展强大之前达到遏制中国的战略目的。

　　第二，世界从较多主张经济合作进入到突出安全、安全泛化的阶段。西方现在主要讲政治、安全利益，经济已经放在后面，他们力图对中国的经济优势进行战略消耗，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所以，接下来的第二个10年，我把它叫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就是原来的“老八字方针”。可以分为两个5年，第11年到第15年，将是一个调整巩固时期。而到了第15年的时候，美国已经对我们进行了10多年的战略围堵，西方会受到的挫折大概更大。西方只有在利益实实在在受损后才会进行战略调整，而西方几十个国家进行战略调整，起码需要10年时间。在第15年到20年，是我们积蓄了一定力量以后，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世界上的事情是有周期的，从一个崇高的理想、美好的目标变为切实可行的现实必须有一个过程。

　　薛力：对下一步共建“一带一路”的整体建议？

　　杨洁勉：第一，进一步完善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过去10年，我们相当一部分的规划、设想、部署、政策在逐渐落地。在实施的过程中肯定有不足的地方，如果把前10年开局年称为1.0版本，那么2.0版本在战略总结、目标、理论、应变，尤其是应变方面要早想、多想、深想。尽管我们好心好意，但一些国家并不是这样理解。

　　第二，新的10年要有阶段重点和分期目标。应该重点坚持、加强多边主义，巩固和发展合作伙伴关系，还要营造更加有利的地区和全球环境。同时对于发展、安全、文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比如动乱、动荡地区的叙利亚应该是安全第一；和平地区、和平合作时期，发展应该是第一位的；如果条件比较好，就要提升文化、文明因素的作用。“一带一路”的2.0版本要强调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者里发展倡议的抓手（作用）更加明显，（与“一带一路”）关系更密切。“一带一路”在这些方面要做出具体的规划。

　　最后是提质升级。这里我讲一下三个界别，第一个界别是政界，统筹设计，站位要高，视野要远。10年不可能完成所有目标，主要抓好我们的基本盘，例如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同时稳住欧洲，然后主要对付美国。不要勉强在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上通过“一带一路”等决议，重要的是把“一带一路”做得更好更实。比如在双边关系和多边机构中，把“一带一路”做出几个具有示范性的、有进步的项目。第二个界别是经济界，应该在次优（second best）技术的应用方面下功夫。最好的科技、经济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如果我们在次优方面做得好，能够为非洲人民等带来福祉的，要去做。第三个界别是学界，要在专门研究、应用研究方面下功夫。学者要走出去，接触实际，了解世界。但首先要了解中国，我有一句话是“要做外国通，先做中国通”。

　　我觉得现在“一带一路”已经为世界所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具体上多一点突破。总的来说，新的10年我认为有12个字，即“低政治、中经济、高生态、大思路”。低政治是指我们在高政治上不要去争，因为已经有旗帜了。中经济，是指经济的中端，比如我们在产业链等方面可以多下功夫。高生态是指生态环境或者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要抓旗帜，敬畏自然。大思路，在2.0版本的时候，我们各界都应该想得更远一点，就不仅仅是转移剩余产能的问题。

　　薛力：国企与民企如何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合作？

　　杨洁勉：国企发挥主干作用，民企要发挥灵活性。国企总有官僚的一面，还有许多政治任务、社会责任，以及体制内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当然，民企也有资本逐利、不负社会责任等问题，但确实有民企做得比较好的，从非洲、拉丁美洲等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例子。

　　应该加强与民企的对话协调，多听听民企的呼声。比如民企的资金支持问题，以及民企在参与国家主要战略政策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限制。例如，今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的31条政策措施，就是要鼓励民企参与。今后我们需要发掘中小企业，不要总是华为、腾讯等。国企是要抓大（放小），民企是抓小（放大），加强关心和管理，（旨在使得）民营企业更有活力。

　　薛力：智库和高校如何参与“一带一路”？

　　杨洁勉：“一带一路”有一个很好的口号，即“共商、共建、共享”。目前智库的国际合作很少，这说明首先要提高我们自身的智库，这中间当然有疫情带来的损失。智库包括大学今后在研究的专业性方面可能会碰到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智库和大学基本上不在一线，不能很好地了解情况。此外，现在的经费、人才都有问题，主要是出不去，田野调查很难展开。

　　要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我们国内的留学生，他们相对比较了解中国。这些留学生在中国期间也会有感情，他们回国后可能成为基层和中层领导。这也是智力合作的发展方向。智力合作要大步前移到为东道国人才培养方面。

　　（访谈日期：2023年8月1日下午；访谈地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录音稿整理：李少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录音校对：薛力研究员。本文经受访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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