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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人口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人类文明新形态、数字公共产品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吕炜、刘欣琦:财政政策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吕炜、刘欣琦指出,人口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问题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应“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这为财政政策有效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在优化教育财政支出结构方面,统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强化就业资金保障,积极用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在完善税费优惠和补贴政策方面,打好托育政策“组合拳”,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同向发力;促进托育与育儿妇女就业政策有序衔接,探索家庭婴幼儿照护补贴制度,优化完善“六税两费”政策;强化财税政策有效落实到位,推动各类补贴政策“直补快办”。在科学筹划养老支持政策方面,提高养老服务供给水平,拓宽养老领域资金投入渠道,实施普惠养老专项行动;挖掘“银发族”人才资源、大力发展银发经济,鼓励家庭、个人建立养老财富储备,稳步增加全社会养老财富储备。在完善健康服务和保障政策方面,拓宽资金投入渠道,支持健康服务公平可及;建立结果导向的健康投入机制,开展健康投入绩效监测和评价;优化资金使用方式,支持健康服务融合创新。在充分利用地方财力方面,强化制度创新,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健全中央和省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机制;聚焦重点区域,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升特殊类型地区民生财政保障能力;顺应产业发展和人口流动趋势,加强财政与产业、环保、区域等政策的协同配合,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增长极。
摘编自《光明日报》
【徐文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为以高质量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教授徐文鸣指出,法律经济学者要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为以高质量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一方面,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积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另一方面,用好实证分析工具,为支撑高质量法治建设积累科学论据。要重视调查研究,用好调查研究收集到的数据和案例,以此度量法律规范实效,为改进立法、执法和司法提供学理支持;借鉴科学实验的分析框架,通过实证分析方法研究法律规则对各类主体行为的影响,进而更精确地预测司法改革的效果。同时,发挥交叉学科优势,加强对新兴、复杂领域的研究。新征程上,一些新兴、复杂领域的法治问题不断涌现,亟待深入研究。例如,随着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科学评估并优化营商环境,在法治轨道上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如何更好深度参与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完善涉外法治建设?等等。立足我国丰富的创新发展实践,总结我国法治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法律经济学建设。
摘编自《人民日报》
【曲茹、张嘉印:多角度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立场】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曲茹、张嘉印表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历百年风雨与奋斗实践形成的文明成果,以全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为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作出重要贡献。深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立场,对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意义。一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立场。在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把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党的事业中来,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二是从协调发展的文明体系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立场。在物质文明方面,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政治文明方面,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精神文明方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崇高使命;在社会文明方面,建设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生态文明方面,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三是从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立场。与西方现代化造成人与人关系的物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其实践路径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四是从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民立场。人类文明新形态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价值底色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极大推进了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
摘编自《经济日报》
【隆云滔:构建数字公共产品开源开放创新生态】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隆云滔表示,数字公共产品已经上升到数字价值链的关键位置,能提供更多的安全性与稳定性,还能成为激活创新的驱动力。我国基础软件特别是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等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取得了相当成绩,但在国际复杂局势下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此,亟须从顶层设计上加快构建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在发挥体制机制优势构建数字公共产品体系方面,开展对数字公共产品理论的系统研究,界定好数字公共产品内涵与外延以保证其公共属性;推进底层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应用,建立数字公共产品孵化器,探索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加快底层核心数字技术的共同研发与自主可控;充分发挥央企、国企在数字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头羊作用,协同大量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开源,贡献开源。在加大数字公共产品投资支持力度方面,将公益基金与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结合,通过国家数字公共产品公益基金大力支持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如操作系统、中间件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公共产品公益基金顶层设计,从制度设计、人才激励、项目挖掘、项目孵化、管理办法等加强数字公共产品的管理、研发与运营;丰富数字公共产品的商业运作模式,依托公益基金保障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在技术应用及市场推广方面创新商业模式。在加强数字公共产品开放的国际战略合作布局方面,需要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开源组织积极协同合作共同推进,营造开放的开源创新生态氛围;积极融入全球数字创新体系,提供数字公共产品,改变传统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以国际视野为开源生态建设做出贡献;推进优质开源项目出海,积极推进国际开源政策、开源规则设计、开源社区融入等方面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拓展国际化路线。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