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恩格斯停顿”的历史唯物主义解答

　　作者：缪燚晶（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记录了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一个现象：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普通工人的生活却长期没有改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研究发现，1780—1840年英国每个劳动者的产出增长46%，实际工资只增长12%，他将这段时期称为“恩格斯停顿”。新一代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力变革，使“恩格斯停顿”这一经典命题在数字时代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本质而言，“恩格斯停顿”是技术突进与制度适配滞后、生产力变革与生产关系调适错位的必然产物，核心表征是技术增长与民生改善、社会公平的阶段性脱节，是技术异化在社会分配、阶层结构、劳动关系中的集中显现。若放任这一失衡，潜在风险就会演变为阶段性停滞。跨越“恩格斯停顿”，不能被动等待技术周期自然消解，必须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主动构建协同联动格局，将潜在的停顿风险转化为发展跃升的契机。

　　以生产关系主动调适跟进技术生产力发展节奏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集中体现，是生产力体系中最具革命性的驱动力量，持续拓展生产方式与效率边界。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基础，决定着产品分配方式，二者直接决定技术红利的流向与共享范围，是联结生产力发展与社会整体利益的中介环节。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具有双向性，适配则释放动能、滞后则形成阻滞，分配制度的适配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技术生产力释放的社会效果。当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生产力发展速度，技术进步收益就会向少数生产资料所有者集中，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升脱节，普通劳动者难以分享技术增量收益，发展普惠性不足，“恩格斯停顿”的经济根源便由此生成。要避免技术进步陷入收益分化的困境，就必须主动推动生产关系的前瞻性调适，通过系统性制度供给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实现动态适配。从制度供给的层次看，需要在所有制基础、初次分配机制、新型要素分配规则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保障技术红利全民共享的所有制基础。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推广中发挥引领作用。这一地位可在产权层面为技术成果普惠性应用提供制度保障，确保技术进步收益增量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利益，避免技术发展成果向少数群体过度集聚，从根本上校准技术发展的价值方向。

　　完善初次分配制度，是理顺技术收益分配关系的核心抓手。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稳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理顺技术要素收益与劳动报酬的比例关系，能够让劳动者收入增长与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同步联动，增强劳动者对技术变革的获得感与认同感，筑牢技术变革的社会共识基础。

　　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健全数据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中的引导调节作用，是数字时代拓展分配广度的必然要求。明确数据生产、流通、增值各环节的权责边界与利益分配机制，保障普通市场主体与劳动者的数据权益，能够将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纳入普惠分配框架，为技术红利广泛共享提供制度载体，推动生产关系深度适配数字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以前置化治理对冲技术替代的社会成本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涵，也是人们把握发展趋势、主动开展制度设计的重要理论依据。上层建筑并非只能被动适应经济基础变化，而是可以在把握生产力发展内在趋势的基础上，通过前瞻性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主动回应生产力变革需求，引导技术发展方向，缓冲技术变革的社会冲击。

　　总体来看，过往应对技术革命的治理实践虽不乏局部的前瞻性探索，但整体仍以事后补救为主，多是在失业风险显性化、社会矛盾逐步积累后，才推动系统性的制度调整。发挥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效能，核心是推动治理逻辑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判、事中干预”转变，从制度层面降低技术变革的社会成本。

　　建立技术替代就业动态评估与预警机制。针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重点行业、重点群体中的就业影响开展常态化监测，系统研判技术渗透的节奏、范围与程度。提前识别风险节点，分类储备岗位开发、转岗帮扶、临时救助等梯度应对预案，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判转型，为缓冲技术冲击预留充足的政策空间，牢牢把握治理的主动权。

　　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构建覆盖劳动者全职业周期的技能重塑机制。结合技术发展趋势动态调整培训内容，开发模块化、场景化实操实训课程，建立技能等级与岗位薪酬挂钩的联动激励机制。打通技能升级与产业升级的衔接通道，持续提升劳动者的岗位适配能力，助力劳动者完成岗位转换与技能迭代，降低技术替代带来的结构性失业规模与社会成本，推动就业结构平稳转型。

　　推动伦理规制与权益保障全流程嵌入，保障技术变革始终在制度框架内有序推进。在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产业推广各环节前置融入劳动保护、就业公平、算法伦理等制度要求，明确技术应用边界与底线。设立数字劳动权益专属监管通道，畅通劳动者算法申诉与权益救济路径，从源头规范技术发展价值取向，防范技术异化对劳动者权益的侵蚀，避免局部性技术替代演变为系统性社会“停顿”。

　　以劳动者主体性夯实技术变革的人本根基

　　技术变革由人的实践塑造，劳动者的主体性直接决定技术发展的人本底色与价值走向。技术替代针对的是特定岗位与技能形态，而非取消劳动本身，它重构传统劳动形态的同时，也催生着新的就业领域。劳动者绝非技术变革的被动承受者，完全可以通过能力提升与有序参与，成为技术发展的塑造者与红利共享者。然而，当前技术变革与社会适配的失衡风险正逐步累积，其成因涵盖技术迭代节奏、制度衔接效率、市场结构调整等多个层面。其中劳动者主体性发挥不充分、参与技术决策与红利分配的渠道不够畅通，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诱因。劳动者的主体实践力量未能充分彰显，技术发展就容易偏离人的发展目标。因此，筑牢技术变革的人本根基，关键就在于激活劳动者主体性。

　　深入实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夯实劳动者适应技术变革的能力基础。应构建覆盖不同年龄层级、不同职业群体的分层分类数字技能普及体系，面向城乡各类劳动者设置差异化梯度培训内容，系统开展数字技术认知、应用与创新维度的技能培育，增强劳动者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发展能力。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培育适配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构建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紧跟技术迭代节奏对接数字经济新业态与新岗位能力需求。围绕智能制造、数字服务等重点领域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同步更新实训设备与课程标准，优化专业布局、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方案，为劳动者深度参与技术变革提供坚实能力支撑。

　　发挥工会作用，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畅通劳动者参与技术发展决策、应用与分配的渠道。应依托工会健全平台经济、零工经济领域劳动者权益协商机制，拓宽劳动者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完善基层工会组织和维权服务渠道，搭建常态化劳动关系协商协调平台，使劳动者的主体力量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塑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在于消除技术变革的阵痛，而在于能够通过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发挥上层建筑能动作用，主动优化社会发展动力结构，实现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协同共进。跨越“恩格斯停顿”的历史唯物主义解答，归根到底是用制度逻辑驾驭技术逻辑，推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主体力量形成同向发力的协同格局，让技术进步始终服务于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在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中不断开辟历史发展新境界。

　　【本文系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高校思政课运用知识图谱提升学生数字主体性研究”（项目编号：25VSZ06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