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先进制造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海洋文明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王廷惠：协同推进“三化”发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廷惠指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协同发展，是顺应工业发展规律、持续做大做强制造业的内在要求。可从生产力革新、价值理念重塑、产业组织优化三个层面深刻把握“三化”相互支撑、深度耦合的丰富内涵。即智能化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绿色化锚定可持续发展价值取向、融合化推动组织层面适应性变革。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各有侧重、相互支撑。推动三者深度耦合，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是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的内在逻辑。由此，必须牢固树立系统观念，跳出分项推进、分散发力的惯性思维，构建智能筑基、绿色提质、融合聚势、协同增效的一体化转型发展格局。第一，以智能化夯实先进制造业基础。将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依托数智技术全链条支撑产业升级，分层分类精准推进转型。第二，以绿色化构建低碳制造体系。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跳出末端治理传统思路，推动制造业发展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第三，以融合化激活制造业新动能。产业融合为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提供生态支撑，要拓展产业边界，促进要素跨领域流动，使技术、数据、资本等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长链条上优化配置，形成有利于智能技术落地、绿色价值转化的产业生态。第四，健全机制保障“三化”一体推进。加强整体谋划，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示范引领、安全兜底等方面的机制，避免政策碎片化、推进分散化，实现“三化”互促共进。

　　摘编自《经济日报》

　　【王炳林：传承弘扬照金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炳林表示，照金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一脉相承、深度贯通，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想信念、人民立场、斗争品格上具有共通性，在形成条件、历史任务、实践场域上各有特色。照金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历史实践：照金精神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长征精神是战略突围中锻造的史诗性革命精神，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在局部执政阶段升华的系统性革命精神。虽然照金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在形成环境、时代任务和实践形态上各有不同，但都植根于党的初心使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精神追求，具有价值同源与历史递进的内在逻辑，丰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科学内涵，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精神支撑作用。新时代新征程，越是使命光荣、任务艰巨，越需要伟大精神的引领滋养。必须坚持传承弘扬照金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关键在于强化理论武装、锤炼过硬本领，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伟大精神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

　　【洪银兴：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生态】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涉及新科技—新质态—新业态的转化。从科技“质态”来看，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在研究新质生产力质态时，需要准确判断各种创新要素的跃升和优化组合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起的作用。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体现的生产力质态的跃升突出表现在劳动者要素质态的跃升、劳动资料质态的跃升、“数智经济+绿色经济”综合质态的发展三个方面。从产业“业态”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源于科技创新，落脚点是产业创新，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由此产生新质生产力由“质态”向“业态”的转化。根据现代竞争理论，国家和地区竞争力表现为产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科技创新。这就要求，“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最后，从创新生态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本质上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各种科技创新资源是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来整合的。无论是科技质态还是产业化的业态都需要吸引和集聚创新要素，打通颠覆性、前沿性科技向新产业转化的堵点和卡点。具体来看，要推进对关键生产要素如数据、算力、算法的优化组合，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重视科技企业家的作用等核心举措，促进新科技的产业化创新。

　　摘编自《学习时报》

　　【李明：加快构建中华海洋文明标识体系】

　　中国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李明表示，中华民族在长期认识海洋、利用海洋、经略海洋的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历史记忆和精神创造。构建中华海洋文明标识体系，就是要把这些散见于历史进程、现实实践和文化形态中的内容放到中华文明整体发展中加以审视，揭示其历史依据、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使海洋成为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窗口。中华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在海洋空间中的生成和展开。海洋实践不仅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空间，也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海洋也是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长期交往的重要通道。因此，构建中华海洋文明标识体系，必须建立在这种整体文明史观基础之上。中华海洋文明标识体系建设，应当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总体框架下展开，准确揭示海洋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位置。为此，一方面要明确清晰的遴选尺度，确保标识提炼的科学性。历史真实性、文明代表性、文化独特性、时代解释力几个方面相互贯通，才能把数量庞大的海洋文化资源转化为内涵清晰、层次分明、彼此关联的文明标识。另一方面要加强有组织的跨学科研究。海洋文明跨越历史学、哲学、文学、考古学、社会学以及海洋科学等多个领域，仅凭单一学科难以揭示其完整内涵。高校特别是涉海高校应发挥学科综合和人才集聚优势，加强有组织的跨学科研究。

　　摘编自《光明日报》

　　（光明网记者 刘梦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