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深圳研究院研究员）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深圳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在创新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并积累了诸多经验。在这些经验中，持续营建、优化创新和产业生态（以下简称创新生态）是其中一条基础性的重要经验。创新生态具有将创新和产业活动体系化的自组织功能，进而形成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因果链和共生链。因此，创新生态不仅是培育和壮大科技型企业，建设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条件，而且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座。

　　创新生态具有自我强化和持续迭代的自组织功能

　　创新生态是一个系统，动态的生态化是其基本特征；自我强化、持续迭代的自组织功能，是其生态化的具体表现。生态化是生态学隐喻向社会、经济和创新领域引申产生的术语，指系统从简单、线性、科层式运行，转向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逻辑：强调多元主体相互依存、要素循环、竞合共生，自组织协同演化、动态适应的转变过程。创新和产业活动生态化，就是创新从线性研发模式——科研、开发、产业化单向推进，转向创新生态系统模式的演化过程——多元主体交互、要素循环流动、依靠市场筛选、系统自组织迭代，不再依靠单一主体完成创新链的各环节。

　　深圳创新生态的典型特征是创新主体在企业：90%以上创新型（科技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研发资金、研发机构、职务发明专利和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均出自企业。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从2020年1510.8亿元增至2024年2453.1亿元，年均增长12.9%，2024年研发投入强度6.67%，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占比93.3%、稳居全国城市第一。这是自组织的微观基础——资源配置更多由无数市场主体自主决策完成，而非行政命令驱动，区域上出现全国领先的创新密度。

　　深圳产业创新路径可概括为“三级跃迁”：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为要素集聚期，“三来一补”承接全球产业链低端；2000年代到2010年代为链式突破期，华为、比亚迪等一批科技型企业向研发设计延伸；2020年代的当下为创新雨林形成期，硬科技、智能制造等密集出现。每次迭代都成了升级触发器，吻合迭代升级到新有序结构的自组织演化模型。如今，华强北在1.45平方千米内集聚35个专业市场、11.5万家商户，元器件采购、设计、打样、量产、出海全链条步行一公里内闭环，“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腾讯、大疆、大族激光都从“一米柜”起家。其演化逻辑是典型的正反馈：规模集聚→分工细化→交易与试错成本下降→吸引更多创业者。如今它又自组织迭代为OPC（一人公司）创新生态，集聚约500家AI+硬件科创主体。

　　除此之外，深圳构建了从风险投资到科创板或创业板的完整“创投资本链”。深圳成立千亿级产业引导基金、百亿天使母基金、20亿元种子基金、百亿人才基金，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从2011年“孔雀计划”到当前全市人才总量超719万、高层次人才超2.8万，粤海街道20平方千米内集聚上百家上市公司，这里的正反馈是：人才→企业→资本→更多人才→更多企业。深创投还被称作“创投行业黄埔军校”，培养的人才又创办出东方富海、前海母基金等新机构，创新密度不断提高。

　　创新生态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因果链和共生链

　　科技型企业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深圳繁荣的坚实基础，其形成的直接原因是相对完善的创新生态。然而，科技型企业和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创新生态还有着共生关系。两个主体彼此依赖，存在共生关系，基本特征是，依存性、同步耦合和整体性。例如，创新生态中的头部企业与中小企业，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又如，民营企业壮大倒逼政府优化制度、改善营商环境，二者互相推动。

　　在深圳创新生态中，“物种”即科技型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创业资本、地方政府和配套企业等，在各自的生态位形成多元共生关系。生态链结构中的创新链、产业链、产品链、供应链和服务链等，互相耦合、协同作用。各相关主体提供“养料”——人才、资本和服务等，使生态健康成长。在这种共生稳态之下，很难简单界定谁是“第一原因”。但若单独抽离某一类主体或要素，整个创新和产业链条都会受到冲击。

　　深圳创新生态的因果链，不是始于科研成果转化或溢出催生一批科技型企业，而是中小企业在市场需求激励和自身发展倒逼下，自主开展应用开发研究。企业成长带来回报，又带动自身投入和创投机构加大本地布局。随着这一因果链循环往复不断强化，各主体逐步进入共生状态：科研机构需要科技型企业承接成果实现产业化，企业需要科研源头供给技术迭代，创投资本依靠赢利项目实现投资退出，税收与就业又支撑政府持续完善科创基础设施。

　　深圳创新生态与科技企业、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共生关系，本质是城市供给场景与要素、头部企业牵引创新链和产业链，反哺创新生态形成创新和产业发展闭环。华为和深圳，比亚迪和深汕合作区是两个典型的案例。华为和深圳——从“链主”到“生态基座”，是“企业带生态，城市给场景，生态再反哺产业”的典型案例。深圳的城市级应用场景是华为生态落地的“试验田”，华为的技术基座又是深圳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的“公共底座”，生态越大，城市产业越强；城市越开放，生态越繁荣。比亚迪和深汕合作区——“一个链主的爆发，激活一整条产业链”，这是“龙头企业牵引、全链条集聚、产城融合”的典型案例。深圳为比亚迪提供土地、港口物流、政策与完整供应链土壤；比亚迪作为链主则虹吸上下游企业、反哺城市“世界一流汽车城”的产业定位。企业与城市共同把“单点企业”升级为现代化产业体系。

　　因果链是系统运行的动态机制，共生链是多重双向因果循环收敛之后形成的系统结构。共生系统内部仍然遍布因果传导链路，但已经不存在独立在先的单一驱动源。这一区分对政策制定具有现实启示。

　　第一，若系统尚处于发育早期，主体之间尚未深度绑定，更多体现为因果关系，此时靶向干预单一关键变量可以取得较好成效。第二，若系统已经演化至共生阶段，简单沿用单向因果思维，只扶持某一类主体，往往收效有限。针对共生系统，政策重点不再是简单“改变某个因”，而是调节主体之间的连接机制，疏通要素循环，维护整个生态的耦合关系。第三，共生不等于良性共赢，部分环节仍然会形成路径锁定，低水平技术、同质化资本与低效市场相互强化，整体创新效率偏低。面对这类负面共生，不能只改造单一要素，需要多点改善，倒逼创新生态迭代升级。

　　强化创新和产业活动生态化、体系化的实践路径

　　根据深圳及若干城市的经验，我们从主体群落培育、要素循环机制、完善运行机制、制度环境优化、风险防范治理、政府角色转型等方面，提出强化创新和产业活动生态化、体系化的实践路径，供各城市在培育创新生态时参考。

　　第一，培育多元异质创新主体群落，夯实生态多样性基础。多样性是生态化的根基，必须避免主体同质化、生态位重叠内卷。要构建梯度化主体谱系，兼顾不同主体匹配差异化生态位。鼓励差异化定位，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支持链主企业开放供应链、技术平台、测试场景，带动中小创新主体参与创新联合体，形成共生而非零和的竞争格局。

　　第二，打通创新要素循环流转，建立创新生态的物质能量循环。生态化区别于传统创新模式的关键，要素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可流动、可重组、可循环再生。首先要促进人才循环，破除体制壁垒，推动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双向流动，同时要促进技术与知识产权循环、科技金融循环，以及数据、仪器设备等公共资源循环共享。

　　第三，完善“变异-试错-筛选-扩散”的创新演化闭环，激活自优化能力。模仿自然生态演化逻辑，把试错作为生态化的内在功能，而不是单纯追求项目成功率。制度层面宽容合理失败，强化市场作为核心筛选器，健全成果扩散外溢机制，鼓励跨界交叉创新。

　　第四，构建竞合协同演化机制，促进主体与环境双向塑造。生态化不是单纯竞争，是竞争筛选+共生协同共同演化。所以既要保护公平创新竞争秩序，依靠技术、产品开展竞争，淘汰低水平无效创新；又要通过制度变革进一步释放创新空间，深化产学研深度融通，形成“技术变革倒逼制度变革、制度变革赋能技术创新”的双向循环。

　　第五，优化制度环境，营造生态化的“土壤与气候”。政策、法治、文化共同影响创新生态的健康进化。要通过完善法治与规则基础，推动创新文化建设，重构对创新失败的社会认知，建设多层次创新服务中介体系等，引导创新生态演化走向。

　　第六，加强生态风险治理，防范生态化异化。生态化是中性过程，放任自组织会演化出垄断、资本无序炒作、伪创新泛滥、赢者通吃等病态结果。生态化功能强化不等于完全放任。为此，需要约束垄断性负效应，建立负反馈纠偏机制，守住伦理安全底线，强化系统韧性建设。

　　第七，推动政府角色转型，从“创新设计者”转向“生态营造者”。强化生态化功能，要求转变政府干预模式，着力营造好的营商环境，完善制度规则，建设公共平台，打通要素流动壁垒、维护市场公平。要界定有为政府的边界，对市场失灵领域进一步加大支持；对市场可以完成的创新活动，则减少直接干预。可以采用柔性治理、沙盒监管等方式，适配创新生态动态演化特征，兼顾活力与风险防控，让创新的种子在有温度、有边界的土壤里自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