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檀有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今时代，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早已从一般性的器物、制度扩展至深层次的思想与概念范畴，国际关系理论角逐中呈现出一种西方概念近乎垄断全球话语权力、中国本土概念国际传播力相较不足的失衡格局。一方面，现实主义“势力均衡”、自由主义“相互依赖”、建构主义“规范扩散”等主流西方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全球政治精英与广大公众的认知框架；另一方面，中国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传统天下观、大国外交、全球治理等自主实践产出的“共生理论”“天下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代表性本土概念，却仍未得到广泛、有效传播。2026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这一顶层战略部署不仅为我们指明了重点实操方向，更触发了重大学理命题：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概念国际传播受阻的表征何如？其传播困境的症结何在？其破除羁绊的路径何解？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国际关系学与国际传播学的跨学科交融处，对上述问题展开学理探析。

　　国际关系本土概念

　　国际传播受阻的三重表征

　　从国际传播学的结构视角、符号视角与对话视角综合审视，国际关系本土概念在国际传播上所面临的困局，并非源自单一维度的“音量不足”或“渠道不畅”，而主要展现为内在关联、彼此嵌套的三重表征。

　　其一，知识传播的结构性排异。在国际关系理论国际传播的场域中，隐然存在着一个由顶尖学术期刊、出版机构、高端会议平台以及知名智库组织结成的“知识守门人”体系，由西方学术共同体把持，其高度稳定且接近闭环的传播结构对非西方、非英语、非传统范式的知识体系具有天然排斥性。这种排异反应并非显性抵制，而是隐性筛选：以西方理论范式为唯一合法框架，以英语表达为标准媒介，以欧美问题意识为核心议程，使中国本土概念在进入国际传播链条伊始便遭遇门槛性阻隔。它既表现为场域准入性的“小院”，也表现为知识合法性的“高墙”，最终使中国本土概念难以进入主流话语循环。

　　其二，概念解码的系统性误读。国际关系本土概念往往承载着丰厚文明底蕴、复杂实践内涵与独特价值逻辑，其跨文化传播高度依赖精准编码、有效转译与合理阐释。然而，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由于文明差异、语言隔阂与符号简化等主客观制约，外部受众往往无法按照概念原初意义做到完整理解，而是在自身认知限定下进行选择性解码、片面性解码甚至对抗性解码，如将治理方略窄化为外交手腕、将整体概念简化为碎片信息、将文明理念矮化为政治宣讲。这种系统性误读并非个别现象，极易导致本土概念内涵失真、意义偏移、价值扭曲，难免造成深层传播失效。

　　其三，学术对话的独白式循环。理想状态下的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主体间的双向理解、平等辩论与持续互构，然而当前国际关系本土概念的传播仍较多停留在单向阐释、自我论证与内部循环的阶段。例如，习惯于积极在国内学术圈内进行概念阐释与论证，而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深度对话的意愿有所欠缺；热衷于被动回应西方学者的批评与曲解，而主动设置关键议程、提出替代性分析框架的能力尚显不足。这种独白式循环使得国际关系本土概念鲜少在辩论中完善、在对话中普及、在交锋中增进合法性，大多陷入“自说自话、难以破圈”的传播桎梏。

　　结构、符号、对话这三重表征错综交织，在某些条件下还可能相互强化：结构性排异增大解码错误概率，系统性误读进一步阻断对话可能，而独白式循环又反过来加剧外部结构排斥。因此，不能期望仅靠某些表层操作，就能一举打破西方概念垄断的格局。

　　国际关系本土概念

　　国际传播困境的四大症结

　　观照国际关系本土概念传播困境的三重表征，其折射出的乃是更为深邃、更加本源的症结所在。从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立体维度来看，这些盘根错节、难以化解的痼疾集中体现于本体论、认识论、制度论、策略论四个层面。

　　其一，本体论层面的“通约性缺失”。国际关系本土概念多植根于中国悠远的历史文化、政治哲学与外交实践，在概念内涵、价值导向、问题意识上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进而在本体论建构上尚处于自证自洽、自我阐释的阶段。由于缺少与国际主流概念内蕴对接、逻辑互鉴的“可通约性”，导致国际关系本土概念在跨文化流动中难以被有效编码、精确转译与乐意接纳。这种本体论层面的通约性缺失促成的“有深度但难对话、有特色但难通约”的基因，使得国际关系本土概念从生成之初便被埋下传播障碍。

　　其二，认识论层面的“普适性幻象”。相关研究者在酝酿创立本土概念时，有意或无意迈入两种极端认识论“雷区”：一是刻意强调本土特殊性，过于彰显自身特色而疏于提炼一般命题，使国际关系本土概念难以超越国别经验；二是简单套用西方偏颇性标准，恣意以西方理论尺子来裁剪国际关系本土概念，使其几近失去主体独特价值。这两种认识论上的“普适性幻象”，使国际关系本土概念既无法构成普遍共识，也无法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确立独特身份，自然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普遍意义的概念更是镜花水月。

　　其三，制度论层面的“等级性歧视”。裹挟科技革命带来的先发位置，全球国际关系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长期由西方主导，形成了相对固化的“中心—边缘”结构秩序，依仗各种“制度化壁垒”对非西方行为体滋生等级性歧视。国际关系本土概念即便学理再扎实、逻辑再严谨、解释再得当，也难以被纳入核心场域、难以被给予公正评价、难以被赋予知识合法性。这种制度论层面的“等级性歧视”使得国际关系本土概念在与西方概念竞争中先天处于劣势身位，且逆风翻盘的难度甚大。

　　其四，策略论层面的“内向性偏执”。在国际传播策略与学术行动逻辑上，国际关系本土概念或明或暗流露出内向化、独白化、阐释化倾向，其重心大多置于国内阐释、政策解读、历史溯源，而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的意识、意愿与能力均相对不足。这种策略论层面的“内向性偏执”使其迈入全球话语主战场的道路狭窄，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际关系本土概念的国际传播力、穿透力和影响力。

　　这四大症结在知识生产、理论建构、等级突破与定式跳脱等层面诱发的诸多缺陷，正是牵制国际关系本土概念国际传播效能有效提升的巨大羁绊。对症开方，亟须从学理上实现本体论重构、认识论转向、制度论突围与策略论革新。

　　国际关系本土概念

　　国际传播破除羁绊的可能路径

　　直面三重表征之下的四大症结所在，思考破局之道绝非中西方概念竞争的零和博弈，而是精细化地统揽全球权力格局、跨文化交流机制、跨学科叙事逻辑等多元共振之韵，须在此站位上探索出若干既适配国际关系学发展规律又融合国际传播学生成机理的可行路径。

　　一方面，在思想引领上，推进国际关系学与国际传播学跨域共构，筑牢国际关系本土概念国际传播的学理支撑。毋庸讳言，过往两大学科之间俨然有一条“鄙视链”，在学科建设与学术交流上少有相互借力，且割裂出“厚障壁”。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多聚焦于权力政治、国家利益、国际秩序等宏大命题，往往将国际传播只看作一种可有可无的工具性变量，导致众多极具中国特色的本土概念因叙事逻辑晦涩、传播模式单一，而难以被国际社会理解与接受。而传统国际传播学研究侧重于文化差异管理、国家形象塑造、跨文化舆论引导等具体领域，倾向于将国际关系视为无关宏旨的历史背景，使得传播实践常常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这为国际关系学与国际传播学的跨域共构提供了有利契机。对此，两大学科需勇敢打破边界隔阂，有机整合国际关系的学理内核与国际传播的创新范式，对国际关系本土概念进行通约化、国际化的话语共构，提炼兼具中国立场、全球视野的核心支撑。

　　另一方面，在技术路线上，加快国际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双向赋能，激活国际关系本土概念国际传播的实践模式。国际关系本土概念在向世界传播时，需先完成一次从“独白式宣示”到“对话式建构”的蜕变转型，其背后少不了一个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共同体，针对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文明背景的目标受众认知特点，搭建分类阐释、分层传播模式。可见，对向赋能并不是简单的学科叠加，而是动态的增值补强，两大学科需立足自身优势盘活各方资源，合成内生动力与外生助力。国际关系学依托对全球格局、国际规则、地缘政治的专业研判，让国际关系本土概念规避脱离国际时势的盲目传播，增强话语的指向性与说服力。而国际传播学则依托跨文化传播机制、媒介叙事手法、国际舆论规律，消解西方舆论场对中国国际关系本土概念的曲解化与污名化，遏止西方社会的优越感迷思与拯救欲冲动。例如，数字经济时代网络空间数据加速跨境流动、反全球化运动自身亦已全球化等当前全球政治中愈加凸显的新现象、新趋势，正是“共生安全”“关系治理”等中国国际关系本土概念可施展对向赋能、创设实践模式的新风口。

　　跨域共构与双向赋能相辅相成，是破除国际关系本土概念传播羁绊的关键抓手。唯有持续深化两大学科的交融创新，才能持续提升国际关系本土概念的国际传播效能，推动全球话语体系朝着多元均衡、公平公正的方向迈进。

　　纵观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从修昔底德的“恐惧”到摩根索的“权力”，从基欧汉的“国际制度”到温特的“身份认同”，每一个经久不衰的西方概念都像一枚导引人们认知世界全景图的指向标，而这幅全景图的绘制权与解释权却掌握在少数西方学术共同体的手中，非西方世界的原创概念只能被挤压成边缘注脚或零星点缀。正因如此，提高国际关系本土概念的国际传播力，归根结底需要一场知识生产方式与传播模式的变革，不能满足于在旧知识生产体系内做一个“优等生”，而必须致力于成为新知识生产体系的“共建者”。这不是谋求用“中国概念”取代“西方概念”，而是为不同文明背景下的智慧结晶创造平等对话的机会。以“十五五”规划所擘画之顶层叙事为锚点，基于微观层面剖析的表征何如、中观层面挖掘的症结何在、宏观层面探究的路径何解，唯有国际关系学与国际传播学之跨域共构与对向赋能，我们方能化被动为主动。这不只是国际话语权竞争日趋迫切的战略需求，更是中国身为负责任大国理应承载的时代使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的制度创新与风险管控研究”（26ZDA05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