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承伟（农业农村部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原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精准扶贫方略，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就精准扶贫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全面阐述了这一标识性概念的科学内涵，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为新时代党领导脱贫攻坚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研究把握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和演进路径，对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

　　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发展条件、不同贫困农户实际状况，依托科学规范的工作程序，对扶贫对象开展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扶贫脱贫方式，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我国减贫形势以及长期扶贫开发工作经验积淀，审时度势、科学研判而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

　　锚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提出精准扶贫的强大动力。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摆脱贫困而奋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成为全党面临的主要任务，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成为我们党的庄严承诺。随着减贫事业的推进，传统粗放式扶贫的效果逐步减弱，难以适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更高标准和要求，亟须更加科学有效的扶贫模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

　　应对经济增长带动减贫效果的弱化趋势，是提出精准扶贫的现实动因。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通过依托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实施专项扶贫开发带动减贫。在经济增速换挡后，单纯依靠经济总量增长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持续减弱，区域、城乡、群体收入分化等结构性矛盾凸显，部分深度贫困地区、特殊困难群体难以共享发展红利。有效回应复杂的贫困治理诉求，亟须建立靶向化、精准化的资源配置机制，打通政策、资金、项目直达贫困群众的通道，构建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减贫模式。

　　破解传统粗放式扶贫的痛点难题，是提出精准扶贫的实践需要。扶贫对象识别不准、资源投放“大水漫灌”，是全球贫困治理的共性短板，亦是我国长期扶贫脱贫工作的突出痛点。时间回溯到2012年末，全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尚有9899万，贫困发生率为10.2%。使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摆脱贫困，成为新时代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现实地看，贫困类型日趋多元，致贫成因呈现个体化、差异化特征，粗放式扶贫难以匹配一户一策的帮扶需求，构建精准扶贫新模式成为实践层面的迫切需要。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必须坚持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是精准思维在贫困治理领域的具象化表达，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大问题构建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闭环治理体系。

　　坚持靶向定位，精准识别、建档立卡，清晰回答“扶持谁”。针对扶贫对象模糊、资源错配问题，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统筹推进贫困人口识别、全国统一建档立卡与扶贫信息网络系统建设。2014年4月至10月，全国组织80万基层干部下沉乡村完成首轮识别，锁定12.8万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口，对其建档立卡、录入信息。为校正识别偏差，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组织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补录漏评贫困人口807万，清退错评人口929万；2017年以后，实行常态化动态调整，持续提升贫困识别精准度。建档立卡制度首次实现贫困信息到村、到户、到人精细化管理，为政策制定、资源分配、成效考核奠定数据基础，从根源上破解贫困治理难题。

　　坚持压实责任，建立组织体系、开展驻村帮扶，系统明确“谁来扶”。为确保帮扶全覆盖，我国构建了层级清晰、权责统一的脱贫攻坚责任链条，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的治理格局，逐级传导脱贫攻坚责任、压实各级治理主体任务。同步建立驻村帮扶机制，落实“一村一支工作队、一户一名帮扶责任人”配置标准，统筹调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精锐力量下沉基层。脱贫攻坚期间，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余万名第一书记与驻村干部，联动近200万名乡镇干部、数百万名村干部扎根扶贫一线，为群众谋划产业、化解难题，打通精准扶贫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构建起多元主体协同、上下组织联动的扶贫体系。

　　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因人制宜、实施“五个一批”，科学破解“怎么扶”。围绕建档立卡群众差异化的致贫根源，根据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建立需求导向的分类帮扶机制，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中央层面出台顶层规划与配套政策，各地逐村逐户研判贫困成因、量身定制帮扶方案，统筹推进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工作，创新发展电商、光伏、乡村旅游等扶贫业态；对无劳动能力、依靠自身难以脱贫的特殊群体，落实社会保障兜底政策，实现因户施策、综合施策，形成覆盖全部贫困类型的长效帮扶路径。

　　坚持闭环管控，严格贫困退出、强化考核验收，规范界定“如何退”。为确保脱贫质量，提高扶贫工作的真实性有效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细化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退出量化标准、核查流程与后续扶持政策，建立权责清晰、标准统一、程序严格的贫困退出机制。同步开展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引入第三方评估，将贫困人口识别与退出准确率、群众满意度、扶贫资金落实情况等作为评估指标，采取定性与定量结合、年度考核与日常督查结合、部门数据与第三方调查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式。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以刚性制度防止虚假脱贫、数字脱贫，确保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让脱贫攻坚经得起历史检验。

　　通过坚持精准扶贫，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不仅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为全球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贡献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中国方案。

　　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

　　脱贫攻坚全面收官后，党中央设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过渡期结束后，防止返贫致贫工作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系统性部署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为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提供了坚实保障，体现了对精准扶贫理念的延续、深化与拓展。

　　相较于精准扶贫，常态化精准帮扶致力于解决“从有到优”的发展问题，是对精准扶贫经验的系统总结与理论升华，为常态化、长效化防止返贫致贫提供了科学指引。一是治理目标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精准帮扶在巩固脱贫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的基础上，聚焦脱贫群众内生发展能力培育，强化群众抵御市场、疾病、灾害等多重风险的韧性，致力于解决长效增收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二是治理视角由偏重收入维度转向多维度综合治理。深化对贫困本质的理论认知，从经济收入、公共服务、文化素养等多维度研判贫困原因，着力防范化解返贫致贫风险。三是治理格局由专项攻坚转向多元协同治理。统筹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推动各类资源整合联动，实现防返贫致贫、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体推进，提升了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从8年脱贫攻坚到5年过渡期，再到常态化精准帮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最终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须久久为功、接续而行。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扎实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落地落细。

　　一方面，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一体推进防止返贫致贫任务与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引导资金资源重点支持脱贫地区和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持续增强脱贫地区发展活力。

　　另一方面，坚持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要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的赋能作用，广泛应用智慧农业、生物育种等技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农业的发展韧性和稳定性。同时，注重运用数字技术完善动态监测、风险预警、精准施策机制，切实提升常态化帮扶精准化水平。

　　我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成功实践和宝贵经验，深化了对人类减贫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人类反贫困理论。要持续分享我国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管理等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经验，更广泛地与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开展减贫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全球减贫的实践路径，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