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涛（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对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管理和调控，不仅是市场运行的驱动力，也是政府政策的落脚点，《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著作对此作出深刻论述。比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指出：“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指出：“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动经济运行在供需两侧呈现出新特征。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洞察经济发展规律、精准把握供需关系变化新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于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推动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对于在增强经济发展平衡性中推动高质量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中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我们党对供需关系的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生产力水平的巨大飞跃，也体现了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完善。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传统要素驱动力减弱，供需矛盾从“总量缺口”转化为“结构错配”。一方面，内需不足仍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如消费需求的收入支撑不够、民间投资的活力未能充分释放等；另一方面，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面临挑战。我们党审时度势，强调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的重要论述，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经济问题提出的。

　　具体来看，适配性表现为供给与需求两侧动力强劲、总体匹配，二者通过向更高水平主动调整，实现在结构与效能上的总体适配。供给侧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可以形成自主可控、质量引领的产出能力，适配有效需求并创造新需求；需求侧依托收入增长与结构优化，可以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实现更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平衡性表现为供给与需求两侧动态平衡、良性互动，二者通过多种机制的有效互动，趋向并形成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这离不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供给通过“有进有退、有保有压”的结构性调整主动靠拢需求，需求也通过自身升级与持续增长来牵引供给，最终畅通经济循环、提升发展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的重要论述，标志着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解决供需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只有在应对惊涛骇浪中掌握发展主动权，既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又善于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挖掘内需潜力，不断扩大内需，才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坚实基础。

　　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不仅植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更具有深厚的理论底蕴与重大的创新价值，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来考察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并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失调问题，指出生产和消费每一方都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两者相互依存、互不可缺。这对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需关系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从适配性和平衡性两个方面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需关系，并强调适配性与平衡性的辩证统一。适配是平衡的基础，没有精准适配的平衡容易形成“低水平均衡”；平衡是适配的保障，脱离平衡的适配往往难以持续。这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原创性理论贡献，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关于生产和需要关系的理论新的时代内涵。

　　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植根于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实践，从多个维度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的深刻反思与整体超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价值观上的超越。西方经济学通常将“理性人”假设作为理论基点，关注抽象的市场效率与个体效用，往往遮蔽了真实社会关系中人的多维需求与发展权利。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供需互动的目标，将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供需平衡的尺度，使理论超越了冷冰冰的物与数的计算，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是在历史观上的超越。西方经济学往往致力于提炼超越时空的所谓供需“一般规律”，容易陷入脱离实际和发展条件的教条主义。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强调一国供需关系管理的侧重点必须依据其发展阶段的客观变化来进行战略抉择，要求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揭示了我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一历史过程的思想脉络，回应了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需求。

　　三是在方法论上的超越。西方经济学分析大多预设了一个可被趋近或恢复的静态均衡状态，将经济系统类比为寻求稳态的机械装置，对供给与需求的管理和调控往往是割裂的。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对供给与需求的管理和调控视为不可割裂的整体，将经济发展理解为一个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螺旋上升的持续互动过程。它所追求的动态平衡，是一种供给与需求在质量和结构上不断相互匹配、相互激发的适应性稳定状态，是一个内生于发展进程的、主动构建的良性循环。

　　四是在对策论上的超越。西方经济学通常认为“市场与政府非此即彼”，政策工具也多局限于总量层面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将战略规划的前瞻性、制度改革的纵深性与政策调控的灵活性有机结合，不仅包含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涵盖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结构性政策、以激发内生动力为目标的改革性政策，以及以引导市场预期和行为为目的的指导性政策，为大国经济在复杂变局中推动供需动态平衡、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在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中彰显实践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指出：“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既是对过往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引，在解决供需矛盾中已经展现出强大的实践力量。“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继续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中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在实践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们改变了过去过度依赖“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立足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推动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充分证明，正是依靠强大国内市场，我们才在各种风险挑战中站稳了脚跟，保持了经济的韧性。着眼长远，必须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促进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在消费方面，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在投资方面，聚焦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积极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和无形资产投资。通过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与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的相互促进，为抵御外部风险构筑深厚的战略腹地。

　　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指出：“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推动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显著提升、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着眼长远，必须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培育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提供更多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以自主可控、优质高效的供给满足现有需求、创造新的需求。

　　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在动态平衡中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指出：“宏观调控必须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该扩大需求时要扩大需求，该调整供给时要调整供给”。在实践中，我们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高了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益。面向未来，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宏观政策上更加注重统筹兼顾，着力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