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智能经济、数智便民服务圈、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文明互鉴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李鹏飞：以数智技术赋能“高效办成一件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鹏飞指出，当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持续突破并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在此背景下，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着眼现实需要，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制度、产业、数据等多重优势，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提供了坚实支撑。强大的战略统筹能力提供保障，显著的场景优势构筑应用生态，丰富的要素资源夯实发展根基。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智能经济呈现出的技术垄断导向等特征相比，我国的智能经济新形态具有协同性、普惠性、开放性的鲜明特色。协同性凸显，“技术—产业—政策”高效联动；普惠性突出，兼顾效率提升与可及共享；开放性鲜明，为全球智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当前，我国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主要矛盾在于快速迭代的智能技术与相对滞后的制度供给、碎片化的要素配置之间的矛盾，需聚焦关键环节精准施策，推动智能经济发展壮大。首先，数据要素的合规高效流动是智能经济运行的关键；其次，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基础；再次，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打造，离不开“技术—产业—市场”的生态协同。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在数据跨境流动、伦理准则等方面提出中国方案，既防范技术滥用风险，又为我国智能产品、服务和标准走向世界创造有利条件。

　　摘编自《经济日报》

　　【郭丽岩：构建数智便民服务圈的难点与重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研究员陶希东指出，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对丰富人民生活、改善民生福祉的作用，构建数智便民服务圈，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的重要抓手。新时代以来，我国把构建数智便民服务圈作为集社区智慧治理、数据赋能、场景培育和开放为一体的系统性、基础性工程。同时，数智便民服务圈建设存在的问题短板不容忽视。比如，“数据烟囱”“信息孤岛”问题较为突出；智慧服务系统分散化、多样化，多元服务场景融合不够；数字鸿沟问题一定程度存在，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群体被排除在服务圈之外；居民隐私保护等存在风险，数据不安全、居民隐私泄露事件时有发生；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数智便民服务圈的构建，也凸显了数字时代基层服务数智化、便民化、普及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构建数智便民服务圈同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群众对建设成效的感受直接且真切。为此，要依托社区数智化载体，聚焦便民普惠核心目标，坚持用户思维、以群众满意为首要标准，重点在数字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和数字服务场景拓展两个方面进行深度创新。一方面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筑数智便民服务圈建设新生态；另一方面要加大智能终端产品推广应用，拓展数智便民服务新场景。

　　摘编自《人民日报》

　　【吕越、陈泳昌：发挥经济大省优势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教授吕越，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助理教授陈泳昌指出，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刻认识经济大省保障产供链安全的内在逻辑，明晰其在挑大梁中统筹推进产供链安全的实践路径，对于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根基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大省之所以能够且必须在维护产供链安全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是由其在国家产业分工、创新体系、制度供给与开放格局中的结构性地位所决定的。产业体系完备性构成产供链韧性的底层支撑；创新策源能力决定产供链安全的能级；制度创新的先发优势奠定产供链安全的治理基础；开放枢纽地位拓展产供链安全战略纵深。经济大省应将产供链安全深度融入挑大梁的战略全局，从稳链强链、科技攻坚、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四个维度协同推进，真正实现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以“强链、补链、延链”提升产供链控制力，锻造产供链韧性。经济大省应立足产业基础雄厚、配套体系完整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巩固优势产业、补齐关键短板、延伸价值链条。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卡脖子”瓶颈，筑牢产供链安全根基。经济大省应充分发挥创新策源优势，将创新效能切实转化为产供链安全能力。以深层次改革畅通要素循环，释放产供链协同效能。经济大省肩负改革先行先试的制度使命，理应在畅通要素循环等关键环节率先破题，将制度供给优势转化为产供链协同效能。以高水平开放优化产供链多元布局，确保产供链稳定畅通。经济大省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枢纽，应充分发挥开放平台的叠加优势，拓展产供链安全战略纵深。

　　摘编自《光明日报》

　　【汪树东：文明互鉴是生态批评中国话语构建的重要路径】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汪树东表示，近二十年来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开始崛起，无论是在文艺学、美学还是在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领域，生态批评的声音日益响亮，学术积累日渐丰厚，批评实绩不断涌现。中国生态批评体现了中国古典生态智慧与西方现代、后现代生态思想之间的勾连、嫁接和互鉴。众所周知，中国古典生态智慧是产生于前现代农耕时代的朴素智慧，而西方现代、后现代生态思想则产生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两者的思考重点不一，形态有别。生态批评中国话语的核心概念同样是文明互鉴的产物，例如生态人文主义、生态整体观、生生美学等。生态人文主义是生态批评中国话语的一个标志性概念，其中烙印着鲜明的文明互鉴思路。生态整体观是生态批评中国话语中曝光度极高的核心概念，其中既有西方生态思想的源流，也蕴含中国生态智慧的共通精神。生生美学是曾繁仁、程相占等学者近年来重点阐述的生态美学发展的新形态，也是文明互鉴的典型。同时，中国学者在建构生态批评中国话语的过程中也积极探索其他立足现实、融合中西的理论创设与批评实践之路。整体来看，文明互鉴是生态批评中国话语构建的重要路径，中国的古典生态智慧、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西方现代生态思想等都被纳入其学术版图中。它们互识互鉴，为应对全球性、地方性生态危机贡献了不同的力量，在生态批评的重要理论、方法、术语中留下了相映成趣的文明印痕。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 周亚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