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明燕（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协同创新基地副主任、研究员）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和内在机理。透彻理解“第二个结合”须厘清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厘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第二个结合”有两个基本要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透彻理解“第二个结合”首先要厘清二者的价值定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发展和运用过程中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而确立起来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理论，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发展历程中经过实践检验和历史选择而积淀下来的，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脉相承，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至今仍然有助于提升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能够助力中华民族更好地走向未来，具有传承价值的文化，是“根脉”。

　　“魂脉”与“根脉”的价值定位包含三重意蕴：其一，“魂脉”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和阐发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进一步鉴别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扬弃，才能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才能激活其优秀因子，实现其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其二，“根脉”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与中华文化基因的自觉接续，只有深度融入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才能充实自身的文化生命，并显现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其三，理论创新当然要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资源，但是，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必须在守好“魂脉”和“根脉”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有可能犯颠覆性错误。总之，“魂脉”与“根脉”的价值定位，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理论创新的基点。

　　明晰“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价值。“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造，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还是在中华文明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下简称“第一个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毛泽东提出，侧重于实践维度，强调的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体现的是普遍理论与特殊实践的关系。“第一个结合”经过中国共产党人代代传承与发展，带领中国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效避免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

　　“第二个结合”不是对“第一个结合”的重复，其原创性以及重大的里程碑式意义十分突出。其一，从价值维度来看，“第二个结合”充分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在“第一个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一部分以潜隐的方式存在，彼时更多强调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解中国国情的意义，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像是一个实现目的的桥梁或工具。而“第二个结合”则通过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单列出来，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基、对打开理论创新的空间、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意义。其二，从历史维度来看，“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用了整整一百年、经过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经过对文化建设方面若干失误的深刻反省以及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才提出的命题，过程曲折而艰辛，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把我们从历史文化自卑的心理中彻底解放出来，从习惯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相对立的错误思维中彻底解放出来，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其三，从国际大势的维度来看，新时代中国正经历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若想抓住机遇、应对风险和挑战，就要树立大历史观和新文明观。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千年、万年为计。从大历史观的视野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传统，会发现二者在深度结合中产生了“化学反应”，不仅能让二者彼此成就，而且能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可以为中华民族应对“两个大局”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总之，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再到“第二个结合”提法的变化，体现了不同的时代要求和问题意识。“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基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侧重于文化维度，而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它解决的是两种思想文化如何彼此成就、双向赋能的问题，解决的是中华文明如何赓续发展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和飞跃。

　　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开拓“第二个结合”的落地路径。“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契合”首先表征为二者具有相通性。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二者的相通性，为“第二个结合”奠定了价值观基础。

　　“结合”若要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仅仅依靠“你有我也有”的相通之处显然不够，而基于“差异”形成优势“互补”则是“契合”不可或缺的另外一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二者所关注的焦点有明显差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注的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旨在揭示资本主义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为科学社会主义确立基本原则，并为共产主义规划实现道路。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伦理型文化，其关注点在于人生问题、道德问题、人伦关系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关注宏观社会发展，更适合掌舵；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本土文化，更贴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个体身心安顿、社会道德建设、人伦关系协调、民族精神凝聚、国际文化形象建构、维护文化主体性以确保文化安全等方面则更具优势，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有益补充。

　　理论最终是为了指导实践，二者的相通性与互补性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落实“第二个结合”指明了方向。一方面，应该基于相通性，把中国道路置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去阐释，这可以更充分地彰显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更有力地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蕴，从而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应该基于互补性，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各自优势形成合力，针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在一个个具体的实践领域中去具体落实“第二个结合”，让“第二个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发挥实效，展现出实践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