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宏政（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和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地反思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从中能够看到“新的文化生命体”所传承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

　　“两个结合”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之源

　　“新的文化生命体”诞生于近代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激活。近代中国由于西方殖民入侵，中华文明遭遇了“文明蒙尘”的被动局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激活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伟大建党精神也随之生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扛起了捍卫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正是在抵御殖民文化的抗争中，我们党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梦想，走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

　　“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根本性质。由于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的进驻，“新的文化生命体”从开端处便被赋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根本性质。“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踏上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征程，迎来中华民族通往共产主义的曙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式确立了这一文化生命体的社会主义根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新的文化生命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坚守着社会主义的本色，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两个结合”包含两大主要文化要素：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脉），其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魂脉）。与此相应，分别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均是在“两个结合”中生成并建立起来的，这些“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基本要素均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诚然，“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吸收和借鉴了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但主要是由“根脉”和“魂脉”结合而成。因而可以得出结论：“两个结合”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得以诞生的生命之源。

　　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的“冲突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但在这五个突出特性中，“和平性”是最后出场的，这意味着“和平性”处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比较中所具有的突出特性的最高逻辑环节。中华文明“和平性”这一突出特性，与西方“文明冲突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文化生命体”的特征总是能够在其原初的人性论中找到根源。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的人性论开端便是“原子式个体”，或者说“原子式个体”是这一文明体的逻辑开端。这一人性论认为每个个体都具有独特性，因而是不可替代的。这种人性论从逻辑开端上就为其文明体埋下了“冲突”的种子。特别是，基于这种人性论生长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即“原子式个体”进一步在其“私有财产”中实现了“对象化”，因而在生产关系中得到了确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无法产生真正的共同体，而只能成为“虚假的共同体”。进一步讲，在这一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基础上所产生的文明体，无法成为具有“和平性”的文明体。又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的出现导致整个世界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可见，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所以能够提出“文明冲突论”，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从“原子式个体”的人性论基础，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再到文明冲突论的文明观，资本主义文明体所倡导的“冲突性”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西方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便意识到了这一文明体的固有顽疾，试图探讨人类文明的新样态，但直到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一条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道路才被发现。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和平性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所以能够具有“和平性”，乃是因为这一文明体坚持“群己合一”的辩证法原理。“群己合一”本质上是“群”和“己”的辩证统一，因而本质上是辩证法原理。辩证法的原理概括起来就是“有差异性的同一性”和“有同一性的差异性”。“群”是“己”的群，而“己”是“群”的己。正是这种“群”和“己”的辩证统一，才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的“和平性”提供了辩证法原理。纵观“新的文化生命体”，贯穿其中的始终是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向往“和平”。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张，是对“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和平性在辩证法原理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这三个“倡导”充分表达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坚守和平性的总体文明观。“交通成和”是指各个文明体之间通过交流互鉴达成和平。生命体的特征是“共生”，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全部生物，共同构成了生命有机体。各个生命体之间只有“共生”和“并进”才能实现每个个体生命的持存，因而构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共生法则”。“保合太和”意味着天道、地道和人道的高度统一是“和平”的客观真理。“新的文化生命体”正是因为传承了中华文明“保合太和”的文明观，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的“丛林法则”形成了鲜明对比。

　　综上所述，“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世界历史由资本主义率先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冲破了“文明蒙尘”的危机局面，在“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中拯救了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基于“两个结合”的唯物史观原理，在“根脉”和“魂脉”的有机统一中不断开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新的文化生命体”传承了“群己合一”的文明观，使其具有了突出的和平性，并构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的标识性特征，这一突出的特性使中华民族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生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