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晓萍（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作为民生之基、治理之要、共同富裕之本，公共服务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共管理学者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政务服务与民生服务两大维度聚焦中国公共服务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努力提炼标识性概念，开展原创性理论探讨，初步形成了植根中国场域、聚焦民生福祉、回应人民之问的中国公共服务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公共服务自主知识体系是以中国公共服务实践为出发点，以发掘中国公共服务标识性概念、构建中国公共服务创新性理论为着力点，以体现中国立场、中国话语、中国经验为原创点的有机知识系统。其基本原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共服务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立场；坚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民为邦本”“重民贵民”等传统民生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坚持以民生实践为场景，阐释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辉煌成就；坚持文明互鉴，批判借鉴西方公共服务理论，立足中国制度优势实现中国公共服务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提炼标识性概念，提升中国公共服务话语体系自主性。提炼标识性概念不仅有利于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彰显话语体系自主性，还有助于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中国，降低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壁垒。中国公共管理学者立足中国公共服务创新实践，从以“放管服”改革为主线的政务服务和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线的民生服务两个维度提炼标识性概念，并积极进行阐释与解读。这些标识性概念既高度概括了中国公共服务的制度优势与创新实践，又呈现出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性与辨识度。

　　例如，“最多跑一次”“接诉即办”是从我国政务服务创新实践中提炼出的标识性概念。“最多跑一次”源自浙江的政务服务创新实践，在国务院支持下迅速形成创新扩散效应，从地方经验上升为全国范本。该概念描述了公共服务“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的创新模式，阐释了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放管服”协同的整体性治理、数智驱动的平台治理等基本内涵，摆脱了西方“企业型政府”概念的局限，成为植根中国“放管服”改革原创实践、体现中国政务服务范式转型、具有中国自主话语特性的标识性概念。“接诉即办”源自北京“一条热线听民意”的市民服务创新改革，得到党中央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普遍推广。该概念描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政务热线快速响应机制，刻画了对群众急难愁盼高效回应、快速解决的政务新模式，阐释了诉求导向、党建引领、部门协同、数智赋能、优质服务的内涵特质，破解了西方公共服务协同失灵的难题，彰显了中国公共服务的实践力量、理论活力与话语自信。

　　探索创新性理论，增强中国公共服务学术体系的原创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公共管理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公共服务的改革创新实践，围绕服务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逐步形成了本土化、体系化的新范式与新理论。

　　服务型政府理论是我国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本土化理论。该理论从价值目标、职能定位、运行机制、模式创新等维度，系统阐释服务型政府的内涵特质：提出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目标；推动政府从“全能”转向“有限”、从“管制”转向“服务”、从“缺位”转向“有为”，是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定位；权责一致、依法行政、高效便民、公开透明，是服务型政府的运行机制；多元协同、民主参与、流程再造、敏捷治理，是服务型政府的模式创新。该理论批判了西方企业型政府理论的顾客导向与效率导向，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价值理念，是立足中国制度、文化与实践，具有自主价值逻辑、理论内核与话语风格的创新性理论。

　　中国公共服务自主知识体系实现了价值重塑、范式超越与路径创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民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价值理念重塑。西方公共服务理论以市场本位、个人权利为核心，易陷入市场化超载、两极分化、公益性弱化等误区。我国公共服务理论主张人民至上、公平优先、公益为本，推动了公共服务价值理念的重塑：揭示了我国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以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指向，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最终评价标准的实践逻辑，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了对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批判与超越。

　　提炼统筹型治理，促进研究范式转换。西方公共服务理论长期陷入“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争论，形成碎片化、对立化的研究范式。我国公共服务理论提炼出“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多元协同、数字赋能”的统筹型治理范式，研究阐释“统筹公平与效率、供给与需求、发展与安全”“统筹国家、市场、社会、居民多元主体”“统筹区域、城乡、群体全域均衡”的运行机制与政策创新，形成逻辑自洽、内涵丰富、实践适配的理论体系，彻底超越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实现研究范式的原创性突破。

　　归纳成功经验，破解大国民生治理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国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以有限资源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普惠最广、兜底最实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区域协作、城乡融合、对口支援等举措缩小发展差距，破解了均衡性难题；二是通过推动公共服务向基层、边远地区下沉，促进城乡设施延伸共享，借助数字赋能突破时空局限等方式，破解了可及性难题；三是通过精细识别需求、精准供给服务等路径，破解了供需适配难题。这些实践创新模式彰显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对原创实践模式的学理化总结。

　　阐释中国方案，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西方福利国家模式面临高负债、低效率、社会分化、排斥性强等福利陷阱，难以复制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我国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呈现出“政府主导、普惠均等、渐进发展、数字赋能、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全新图景，实现了发展水平与民生保障相兼顾、效率与公平相统一、政府责任与社会活力相协调。这为发展中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贡献了中国方案，为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