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健康中国建设作为卫生健康系统的一项重点任务，是关乎医疗服务扩容、医保制度完善和疾病防治能力提升的综合安排。与此同时，还应认识到，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健康问题早已超出单纯卫生事务的范围，越来越成为影响人口质量、劳动生产率、家庭韧性和长期发展能力的重要变量。今天，认识健康中国建设就不能局限于“看病就医”的角度，更应在中国发展逻辑迈向更加重视“投资于人”的背景下加以把握。

　　作为发展问题的健康议题

　　把健康看作发展问题或者说经济问题，并不是要将健康简单“工具化”，而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它在现代发展中的位置。长期以来，人们更习惯于在消费和福利框架中讨论健康，但这不足以说明健康在当前中国发展中的现实分量，因为健康同时还是劳动能力、学习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的前提条件。没有基本健康，劳动供给就难以稳定，教育和技能投资就难以充分转化，家庭在面对收入冲击和照护压力时也更容易陷入脆弱状态。这正是健康与一般福利支出的重要区别，它既体现为疾病减少和寿命延长，也体现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家庭资源配置更稳定以及社会总体运行成本下降。尤其是在老龄化背景下，健康问题的经济属性更加突出。

　　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亿，占总人口的23.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亿，占比为15.9%。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与此同时，以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8%，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70%以上。换言之，我国健康风险结构已由以急性传染风险为主，转向以慢性病负担、老龄风险和长期管理需求为主。健康问题逐渐从个体医疗需求问题，转化为劳动力供给、家庭照护、公共财政和社会运行成本问题。今天真正需要回答的，已经不只是“有没有医”的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地把健康纳入发展治理”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中国建设正是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推动增长的重点更多落在基础设施、工业能力和各类有形资本积累上，这种发展路径在特定阶段具有合理性，也形成了快速增长的物质基础。但在今天，单纯依赖物质资本扩张的边际收益已明显下降，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使人的能力、素质和健康状况越来越成为关键因素。因此，健康中国不能只被理解为卫生投入，更应被理解为面向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建设的发展问题。

　　从总量提升到结构优化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现实中健康投入极容易陷入不足，健康并不是一种会被市场自动充分供给，也不会被家庭自动持续投入的“普通品”。健康投入所具有的一些典型特征决定了它往往会被系统性低估。首先，健康投入的收益高度跨期，而成本更多发生在当期，使个人和家庭很容易形成“重治疗、轻预防”的行为偏差。其次，健康投入受到明显的流动性约束和风险约束。健康支出不是孤立发生的，它通常与养老、育儿等支出同时竞争家庭预算，越是资源不足、越容易受到健康冲击的群体，越难以及时进行前端健康投入。再次，健康具有明显外部性和公共品属性。传染病防控、免疫接种、母婴保健、精神卫生、环境治理、基层慢性病管理和健康教育带来的收益，都会扩散到家庭、社区和整个社会。最后，健康投入的收益具有跨部门、跨代际分布的特征，投入者与受益者并不总是一一对应，使之尤其容易在部门分割和短期考核中被边缘化。因此，健康中国建设从一开始就不宜被理解为单一部门的支出安排，而应被理解为对市场失灵和家庭约束的制度回应。

　　总体来看，健康中国建设很好地回应了这一要求。到2024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27亿，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达109万所，卫生人员达1578万人。2024年，享受门诊待遇总人次达66.89亿，享受住院待遇总人次达2.92亿。这说明，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和医保覆盖面都已经具备较强的制度基础。面向“十五五”，继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在于，要使我国的卫生健康体系结构更加适应健康风险结构的变化。从“投资于人”的角度看，尤其需要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化调整。

　　第一，进一步增加前端投入，建立预防导向。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已覆盖绝大多数人群，疾病治疗能力也显著增强，但还需进一步增强前端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干预、慢性病筛查、社区随访和长期管理。第二，夯实基层力量，提升健康治理效能。健康问题更多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更依赖连续性的基层服务。在当前我国基层医疗服务量提升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提升基层卫生治理能力，缓解“后端拥挤、前端薄弱”的结构性压力。第三，强化制度协同，弱化健康治理的“医疗化”色彩。医保很重要，但健康中国并不等于单纯扩大医保覆盖或提高报销水平。从整体看，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医保、公共卫生、基层服务、养老、长期照护、康复和心理支持之间的系统衔接，在“病了怎么办”的基础上，更多关注“如何少生病”“如何更晚失能”“如何减轻家庭照护负担”“如何让老年人更长时间保持健康生活能力”等问题。

　　从“治病”到“投资于健康”

　　未来，进一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关键不在于简单增加某类支出，而在于把制度逻辑更多从“治病”转向“投资于健康”。这要求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其一，要把预防真正放到资源配置前端，而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慢性病时代最昂贵的，不是治疗本身，而是大量原本可以通过更早筛查、更好生活方式管理和更持续健康干预而避免的后果。预防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更健康”，更因为它更符合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结构：越早投入，回报越大；越前移关口，越能降低后端成本。这里尤其要把儿童青少年健康、职业人群健康、慢性病高风险人群管理和老年健康维护放在更突出的位置。

　　其二，要把基层从“分担流量”改造成“治理平台”。基层卫生机构不能只是大医院的简单分流点，而应成为健康治理的组织节点，承担风险识别、健康教育、连续管理、老年随访、家庭医生签约和康复支持等功能。没有基层能力，健康中国就很难真正前移治理重心；有了基层能力，健康治理才有可能逐步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其三，要把健康治理放进更大的社会政策框架，而不是单靠卫生部门内循环。医保解决的是医疗支出风险，公共卫生解决的是外部性问题，社会保障平滑的是收入冲击，长期照护回应的是失能和高龄风险。只有这些制度相互衔接，健康中国才能从“就医保障工程”进一步转向“全生命周期能力建设”。这正是“投资于人”的现实含义，围绕人的健康能力、劳动能力和生活能力形成更前瞻更协同的制度安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育友好型社会背景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研究”（24ZDA09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