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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作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部署。那么,什么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为什么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如何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围绕这些问题,本刊邀请专家学者展开讨论和研究,供读者参考。
访谈嘉宾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钱念孙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与传播研究院院长 熊澄宇
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资料部主任 翁淮南
主持人
本刊记者 张少义
记者: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不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具有怎样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钱念孙:“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探索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成果和实践总结。早在2014年2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就提出了“精神标识”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中华文化特点时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上作报告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工作部署。回顾这一路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探寻、把握中华文明特点与标识问题的一贯重视和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标识,是中华文明的具象符号与民族精神的独特印记,囊括文明产生、发展、传播、交流中的精神内核与文化精髓,是传承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志。提炼形象生动、内涵深刻且富于表现力的中华文明标识,形成结构清晰、内容全面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华文明具有的五大突出特性,彰显中华文明的特质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更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续中华文脉。同时,也有助于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进一步传递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展现中国力量,从而推动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总的来说,中华文明标识的有效传承,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输送源源不竭的精神食粮;中华文明标识的深入人心,将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中华文明标识的国际传播,将促使中华文明在当代世界和未来发展中作出更多中国贡献。
翁淮南: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社会存在的巨变必然呼唤社会意识的革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迫切要求我们在思想图谱中锚定自身,构建一套与之匹配的文明标识体系,诠释当下、引领未来,巩固文化领导权、塑造集体认同、推进社会创新发展。因而,读懂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项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的战略工程,是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实指向是推动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造就一个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新形态,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熊澄宇: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文明对话日益频繁,文化作为民族身份的核心标识与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作用愈发凸显。对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中国而言,读懂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不仅是解答“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去向何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理论探索,更是凝聚民族共识、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要务。在对内维度,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凝聚国魂、筑牢认同的关键举措,能为全体国民提供清晰、壮阔的中华文明“基因图谱”,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坚定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在对外维度,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清晰表达文明理念、促进文明交流的重要途径。一个系统、完整、生动的文明标识体系,能够从人类共同情感和价值关切出发,向世界展示中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热爱和平、开放包容的文明大国形象。“读懂”中华文明的本质内涵,进而精准“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在新时代语境下对中华文明资源进行系统梳理、深度解读、创新发展的过程,可以让古老文明在当代焕发新活力,既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支撑,也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记者:以怎样的辨析和界定标准,才能更好理解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深刻内涵和丰富构成?
熊澄宇:“标识”并非孤立静止的符号,而是承载文明核心信息、体现民族精神特质、能被广泛认知的有机象征系统。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个由内而外、层次分明、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深刻反映中华文明的独特气质与发展脉络,可以从精神理念、行为方式与物质符号三个层面进行解析。
精神理念是标识体系最深层的核心,决定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内核。比如,在宇宙观等方面,“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引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道法自然”体现对客观规律的敬畏,倡导以理性态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阴阳五行”作为独特的系统思维模式,蕴含对事物普遍联系与发展变化的深刻认知。在价值理想方面,“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让中华文明能够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中吸收养分、不断发展,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民为邦本”的政治伦理,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具有深刻启示;“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寄托着中华民族对公平正义的向往。
行为方式是精神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礼乐文明作为一整套涉及祭祀、朝觐、婚丧、宴饮的社会行为规范,不仅具有仪式感,更承担着“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社会治理功能,维系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节庆习俗承载着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春节的团圆守岁传递家庭和睦的理念,清明的慎终追远表达对祖先的缅怀,中秋的期盼丰收与团圆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生活美学则将高深的哲学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茶文化中的“清静和美”追求内心的平和与宁静,饮食文化中的“五味调和”蕴含平衡与和谐的哲学思想,园林文化中的“宛自天开”追求生机活泼的气象和诗意栖居的韵味,展现中华文明独特的生活智慧与审美情趣。
物质符号是文明最外显最易感知的物化成果,是面向国内大众和国际社会最直接的“文化名片”。首先,宏伟的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技术奇迹,更是国家意志与文明精神的物质凝结。故宫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建筑技艺,体现出对“和谐”、“中和”等文化理念的追求;大运河沟通南北,促进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是国家统合的重要见证;丝绸之路作为开放包容、文明交流的渠道,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互动。其次,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表意文字系统,不仅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其形体结构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与审美价值,是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根基。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是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与道德伦理观念。
钱念孙: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也可以概括为物质文化标识的筛选、非物质文化标识的挑选、精神文化标识的遴选。
物质文化遗产包罗广泛。各类遗址、文物、建筑、水利工程、工业和农业产品等,无不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辛勤劳动,彰显着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以长城这一古老而雄伟、至今保存大体完好的建筑为例,它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不仅历史悠久,修建过程前后绵延二千余年;而且工程浩大,横跨高山、峡谷、河流、沙漠,穿越15个省(区、市),总长度达数万公里。更深层意义上来说,长城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险阻、顽强不屈、吃苦耐劳的精神特质,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追求和平、维护和平的基因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琳琅满目。包括传统医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技艺等十大类数百个项目。比如,中医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以及注重预防调理的“治未病”思想,与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诊疗方法大异其趣。书法通过不同字体的间架组合和线条变化,抽象而直观地表现出匀称、参差、疏密、动静、对比、变化、节奏、和谐等形式美感,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由实用书写文字而演化出的独立艺术门类。国画以宣纸和毛笔为材料工具,在墨分五色的线条勾勒和笔墨晕染中,追求以形写神和情感表达,在世界美术中独树一帜。
精神文化遗产更是丰富多彩。从孔孟儒学到老庄道学、隋唐佛学,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汪洋浩瀚的经、史、子、集等古代典籍呈现出渊博精深的中华文明精神硕果,铸就人类文明史上璀璨的篇章。其中蕴含的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美德,成为中华民族独特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的鲜明体现。
翁淮南: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新的社会存在发展要求,而自觉、系统构建的观念上层建筑体系。读懂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既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进行梳理和提炼,也应重视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概括和升华;既可以从物质文明标识、精神文明标识角度作出界定,也可以从政治文明标识、社会文明标识、生态文明标识等维度观察,对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出更丰富的认识。
在政治文明标识方面,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标识、政党先进性标识、政治象征标识等。比如,我国古代历史上形成的郡县制度、监察制度等制度文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大一统”等政治理念。再如,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以及五星红旗、国徽、国歌等红色文化标识,“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概念等,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的鲜明象征。而北京中轴线,具有独特的轴线构成和景观形态特征,承载着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念、礼仪文化与哲学思想,象征并强化了国家政权的崇高性和礼仪秩序的重要性,反映了中华文明对于国家、城市、生活之中理想秩序的追求和塑造,也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识。
在社会文明标识方面,主要包括节日、节气、生肖等时间文明,婚庆、丧祭、邦交等礼仪文明,仁爱、诚信、和谐、正义等价值观标识。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认知天地节律、标定自然时序、安排农事生产与日常生活的时间框架,是天、地、人合一的整体知识体系与时间制度。十二生肖以岁星(木星)行走一周为时间依据,以动物纪年并赋予动物特性标识,如牛的勤奋、虎的威猛、马的奔放、猴的机警等,成为中国人生命的年轮,同时也成为向外传播中华文明的有效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具有引领作用,对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深刻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
在生态文明标识方面,主要包括生态理念、生态制度、生态环境质量等。比如,“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命题,是中华民族的自然观、文明观和存在方式,“万物并育”体现中国人宽广的胸怀、深厚的仁德和卓越的智慧。新时代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以五岳、黄山、庐山、神农架等为代表的风景名胜,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等为代表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浙江安吉余村等为代表的美丽乡村等,都在世界上具有显著标识性意义。
记者:作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在当下社会有哪些显著传承和集中体现?
翁淮南: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和集中表达,其内涵伴随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不断凝聚和丰富,熔铸形成于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民族与世界的涤荡和碰撞之中。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奋斗过程中,始终流传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神农尝草、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经典神话故事,跨越千年而集中彰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历史变革,谱写了一首又一首壮丽的诗篇,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成为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些精神标识既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也成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要素,有助于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钱念孙: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廉、悌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宣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人生追求。这些伦理规范或者人生追求,最终集聚、沉淀、融入和升华到“君子”这一人格形象身上。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历朝历代多将值得推崇和效法的仁人志士称作“君子”。他们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一个个耀眼的标杆,如一盏盏路灯照亮我们民族拼搏前行的道路,给人以激励和力量。君子文化通过大量文字典籍和图案形象的阐发与演绎,形成浸润当代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态度乃至经验习惯的普遍性文化景观。可以说,“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淀于中国人内心、熔铸为中国人集体人格的典范形态,也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体系的建构内容。
记者: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离不开文明的力量。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能够发挥怎样的世界意义?
熊澄宇:作为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向世界贡献了深邃的思想体系、丰富的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鲜明地体现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蕴含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对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地区冲突、生态危机、贫富差距等共同困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比如,中华文明自古以来讲求“和而不同”、“兼容并蓄”、“亲仁善邻”,能够助力破解全球治理和大国外交难题。而“和谐共生”等理念,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共存、共荣的辩证关系。将这套体系清晰地呈现给世界,让更多国家了解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将助力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人的全面发展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建设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世界,促进人类文明的协同发展。
翁淮南: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历史上跨文化对话融合的重要见证,也是促进当下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将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转化为长城、春节、“一带一路”等具体可感的标识,能够破解跨文化认知障碍,激发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让世界直观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和独特文化魅力,增进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理解。充分挖掘和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中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能够增进国际社会理解、促进不同文明对话,引领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心系全人类共同命运,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以整体思维擘画人类前行之路,以正义担当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以务实行动汇聚国际合力,不断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为破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凝聚共识、指明方向、提供路径。总之,让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相融通,有利于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人类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记者: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牵涉内涵研究、方式呈现和机制保障等多个维度,其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有哪些?
钱念孙: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既涉及文明标识的选定与阐释,又涉及不同标识的关系梳理与整体建构,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建设工程。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意味着不是零星、局部地抓住中华文明的某些部分归纳其标识,而是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因而,既要分门别类地总结和萃取主要类别的特点,又要将中华文明放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系统的比较中,在更高层次上把握和概括中华文明的特质。
熊澄宇: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坚持守正创新,从顶层设计、研究阐释、教育传播、创新转化等方面协同推进,确保体系建设的科学性、有效性、可持续性。应加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统筹相关部门的力量,明确职责与分工,明确总体目标、阶段任务、时间表和路线图。持续实施与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考古发掘与研究,用更多实物证据链实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多元起源与融合发展进程,为标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可靠的史学支撑,让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可考。突破单一学科的研究局限,组织哲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多学科力量,多角度、多维度对中华文明标识的核心概念与符号进行系统梳理与阐释。以科技人文相交融增强表现力,拓展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为更好展现中华文明标识注入新活力、赋予新动能。运用VR/AR、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重现古代场景,让人们可以“穿越”到敦煌洞窟、行走在汉唐街市、参与兰亭雅集,实现与文明标识的深度互动,增强对中华文明的直观感受与体验。发挥文艺界的形象塑造作用,创作出更多展现中华文明魅力的优秀作品,赋予中华文明标识以现代表达。
加强全球传播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发挥效用的关键环节。应实施精准翻译工程,设立国家级项目,组织专业的翻译团队,系统攻克核心概念、典籍书名、文物术语的精准外译问题,建立权威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翻译库,确保中华文明标识的内涵能够准确传达给国际受众。依托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打造一批高质量的文化类品牌栏目和自媒体账号,善用短视频、直播、H5 等轻量化传播手段,以简洁、生动的形式提升传播效率,吸引更多人关注中华文明标识。采用“故事化”叙事策略,聚焦个体、家庭、社区的真实故事,通过“小切口”展现“大主题”,让国际受众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标识的价值理念。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平台建设,与国外知名博物馆、文化机构、影视平台、汉学家等合作,共同策划展览、拍摄纪录片、举办文化年/节等活动,打造直接面向海外受众的传播阵地,及时发布关于中华文明标识的优质内容,创新形式开展互动交流,提升中华文明标识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
翁淮南: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中强调,申报项目要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这也正是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必须贯彻的核心要求。
作为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伟大实践为基础、旨在巩固文化主体性并服务于民族复兴的系统工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坚持中国特色,在任务上聚焦“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使命,切实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在内容上坚定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形式上,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讲好中华文明标识的故事。其次是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提炼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所涉及的概念、理论等问题,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精神脉络与符号系统,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与价值理念,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再次是用好优势资源。比如,对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丰厚积淀,要做好传承、保护、开发和运用,切实发挥其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显著作用。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应当予以充分宣传展示、推广运用,不仅彰显和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底蕴和民族禀赋,而且展现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开创共同发展繁荣美好未来。最后是拓展世界眼光,以胸怀天下的情怀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以创新精神与开放视野推动中华文明标识适应时代需求,提炼能够获得社会认同、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时代引领力的文明标识。
制作:张少义
审核:杨绍华
监制:祝念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