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伟（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告别大规模“摊大饼”式的增量扩张，全面进入以存量更新、内涵提升为主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未来，我国超大城市治理重心将无可避免地向“精细化”“基层化”下沉，要织密城市基本单元的治理网络，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这不仅是行政力量的物理延伸，更是一场深刻的“生态”演进。当前，北京、上海、重庆等超大城市正通过强化党建引领、数字赋能与多元协同，探索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组合拳”。实践表明，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正经历从理念、结构、手段、主体到文化的系统性嬗变。我们必须摒弃传统单向度行政管控思维，主动适应这一生态之变，通过重构机制、技术赋能、协同主体、涵养文化，构建适应超大城市复杂性与动态性的新型基层治理生态系统。

　　作为“生态系统”的城市基层治理

　　所谓“治理生态”，是指在特定地域空间内，多元治理主体与治理环境（制度、技术、文化等）通过动态耦合，构成的具有自适应与演化能力的复杂系统。从这一视角审视，我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呈现出五个维度的深刻嬗变。

　　第一，治理理念从“管控”向“共治”跃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论断揭示了城市治理转型的核心逻辑。长期以来，基层治理偏重于维护秩序的单向“管控”。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治理的出发点已从单纯的“管人管事”转向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服务”导向，并进一步向激发居民主体意识的“共治”格局迈进。这种跃迁意味着治理不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通过赋能于民，唤醒社区内生动力，促使居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构建起责任共担、权利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第二，治理结构从“条块分割”向“网络协同”重塑。传统基层治理常受困于“条条”职能下沉与“块块”属地责任的结构性矛盾，导致资源分散、力量内耗。新一轮治理改革中，以党建为统领的“多网合一”成为破题关键。这一变革旨在打破行政壁垒，将党建、综治、城管、应急等各类网格整合成“一张网”，实现“一网统管”。其深层意义在于对基层权力配置与资源整合的系统性再造，构建起扁平化、集约化、协同化的新型治理结构，极大提升治理的整体效能。

　　第三，治理手段从“经验主义”向“智慧循证”转型。如果靠主观意志和个人偏好管理城市，会在城市治理中留下不少个人印记，再好的制度、再完备的举措都有可能跑偏走样。面对超大城市巨系统的复杂性，传统经验式管理已难以为继。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深度嵌入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以“城市大脑”为中枢、物联感知设备为神经元、一线网格员为神经末梢的智能化体系，正在重构“感知—分析—决策—执行—反馈”的治理闭环。治理决策正从模糊的经验判断转向精准的数据支撑，标志着超大城市治理全面迈向科学循证的新阶段。

　　第四，治理主体从“政府独奏”向“多元协奏”演进。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础，要带动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建设。因此，超大城市治理必须超越单一行政主导模式。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慈善组织、物业企业及在地商家等多元力量正深度融入治理链条。这种“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有效填补了公共服务短板，提升了供给的精准度与多样性，推动治理范式从行政指令主导向“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现代治理转型。

　　第五，治理文化从“原子化”向“邻里共同体”再造。随着基层服务阵地的完善，“有困难找社区”逐渐成为居民共识。通过邻里节、议事协商平台等载体，现代都市中长期存在的邻里疏离现象正在改善。一种充满人文关怀、互信互助的现代邻里共同体文化正在生成。这种文化认同是治理“软实力”的核心，它推动基层治理从规则约束走向价值引领，为超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根基与精神动力。

　　生态演变要求治理逻辑同步革新

　　推进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运用系统思维与生态学原理，从微观服务、宏观统筹、内生动力及反馈机制四个方面，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型治理生态。

　　第一，聚焦微生态建设，精准回应多元民生诉求。基层治理微生态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超大城市人口结构复杂、诉求多元，必须建立自适应的微观服务系统。《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报告（2024）》显示，超大城市居民在教育、养老等领域的服务需求对精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各地探索的“社区网格化管理”“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等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实践。通过物理空间的优化与服务内容的精准匹配，增强了社区微生态的韧性与快速响应。

　　第二，强化体系化思维，促进宏观规划与微观治理良性互动。生态系统强调各层级的有机嵌套。超大城市治理需打破宏观规划与微观执行的“两张皮”现象，依托数字技术建立起纵向贯通的治理架构。各地探索的智慧治理体系与基层智治体系，强化了市、区、街镇三级的高效联动，确保了顶层战略快速转化为基层行动，也推动基层实践数据实时反哺宏观决策，实现了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动态平衡。

　　第三，激发内生动力，培育基层治理创新高地。缺乏内生动力的治理系统是不可持续的。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必须激活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2024中国社会治理与发展指数》表明，社会组织活跃度与治理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各地开展的社区治理创新试点均证明了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参与的重要性。通过赋能基层党组织、培育社区典型、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可以形成“一核多元”的治理合力，使基层成为化解矛盾、孕育创新的活跃温床。

　　第四，健全闭环机制，构建高效能回应型政府。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反馈是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志。超大城市治理必须建立敏捷的反馈—回应机制。部分城市政府借助智慧平台开展的“接诉即办”与城市热线，实质上是推动政府职能从“供给侧定单”向“需求侧点单”转变。通过“感知—处置—复盘”全流程闭环，将反馈响应时间大幅缩短。这种高效的回应机制，不仅提升了行政效能，更增强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与公信力，体现了治理生态对环境变化的敏锐适应。

　　超大城市治理是世界性难题，我国实践经验表明，解题之钥在于基层。面对基层治理生态的深刻变革，须以系统观念重塑治理结构，以技术理性赋能治理手段，以价值理性涵养治理文化。只有将每一个基层社区打造成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健康“细胞”，才能汇聚成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磅礴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近代以来西南地区传统村落社会变迁与空间治理研究”（24XSH01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