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将其作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部署。当前，我国正处于“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谋划接续的关键时期，系统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者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要求。围绕这一主题，光明网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宋河发、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战略与规划室副主任王明姬。

　　准确把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深层逻辑

　　教育是根基，科技是动力，人才是主体，三者内在一致、相互支撑。王明姬表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新时代破解发展动能转换难题的系统擘画。其核心在于打通“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科技、科技反哺教育”的内在循环，形成良性互促的发展格局。她强调，这一战略不是简单叠加，而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要素融合、制度协同、政策贯通，最终服务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目标。

　　宋河发认为，教育、科技、人才这三项工作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部署、深度融合、同步推进。科研活动应主动承担起培养创新人才的使命，而教育特别是研究型教育，必须在科研实践中锻炼和培养人才，绝不能“各走各的路”。当前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已在探索“科教融汇”“产教协同”等模式，逐步打破传统条块分割，推动教育内容与科技前沿、产业需求对接，为“一体推进”提供实践基础。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科技创新只有落地为产业成果，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宋河发认为这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他指出，长期以来，科技与产业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两张皮”现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产业关键难题缺乏科技支撑。推动二者深度融合，就是要让科技真正服务于产业，同时以产业需求牵引科研方向。近年来，我国推动建设了一批产业创新中心、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有效促进了技术成果的工程化与产业化。

　　王明姬将这一问题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野中。她指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构成了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双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国际竞争格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既是“换道超车”机遇，也是陷入“高端锁定”挑战。2024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2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46万家，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比重仅为6.91%，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这一结构性矛盾，清晰指出了我国从“科技高原”迈向“产业高峰”所必须突破的关键瓶颈。

　　关于深度融合的重点方向，王明姬提出了四维路径：她提出深度融合的四个方向：一是以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传统产业；二是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四是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她特别强调，要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例，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

　　优化科研人员考核机制 引导长期投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必然具备长周期视角与战略耐心，必须破除短视化、功利化倾向。

　　宋河发指出，当前部分针对科研人员的考核机制存在周期过短、重数量轻质量、行政主导色彩较强等问题。他建议推动评价体系改革，积极探索“长周期”“代表作”“5年聘期制”“代表性成果评价”等改革，引导科研人员聚焦重大原创、攻坚“卡脖子”难题。其中，他强调由同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小同行评议”的创推广与创新。这种“内行评内行”的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外行评价带来的偏差，确保评估结果更加专业、公正。

　　王明姬同样强调“潜绩”与“显绩”并重，建议构建过程与结果兼顾、短期与长期平衡的立体化评价框架。她建议，设立3—5年的观察缓冲期，对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等长周期任务实行弹性考核，并将“卡脖子”技术突破、学科体系建设等体现战略耐心的“潜绩”纳入核心评价指标。同时，通过健全防范政绩观偏差机制，让“栽树人”“挖井人”获得制度保障。

　　在稳定支持方面，宋河发建议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提供高水平保障，提高基本工资占比，降低绩效浮动比例，使其安心从事自由探索。他呼吁规范成果转化政策，明确科研人员的主责是创新与育人，转化工作不应大比例作为考核主要指标。

　　强化协同攻关 构建高效能创新生态

　　推动跨学科、跨机构的协同攻关，是落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战略长效性的关键环节。面对这一挑战，宋河发指出，协同攻关的核心在于建立清晰、公平的知识产权与利益分配机制。他强调，不仅要保障团队在成果权益和转化收益中的主体地位，也要兼顾骨干成员在学术荣誉、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多元利益。可以通过“贡献度积分制”“团队内部评议”等制度改革，推动协同合作走向制度化、透明化。

　　从更系统的层面看，王明姬提出四方面机制创新：顶层统筹机制是“定盘星”，需建立国家层面跨部门政策协调平台；组织载体创新是“连接器”，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利益与资源保障是“动力源”，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评价激励机制是“指挥棒”，建立以创新贡献和长期成效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她强调，要形成“企业主体、政府主推、高校主动、人才主力、市场主导”的协同生态，实现“1+1+1>3”的倍增效应。

　　在实践层面，王明姬建议进一步强化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依托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力量，组织实施一批跨领域、大协作的重大科技项目，在实战中培养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同时，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动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动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需求精准对接。

　　（光明网记者罗之颖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