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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现代化人民城市、绿色低碳产业、服务贸易、社会信任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高宏存、李国江:构筑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文明力量】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教授高宏存、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国江指出,新时代如何认识和把握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规律,如何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这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任务。以建设文明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构筑城市文明力量,要不断加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一方面,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需要不断增强城市文化内向感召力。进一步完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城市书房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服务供给,优化文化设施空间布局,为市民提供普惠便捷的文化服务,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适应数字化社会转型要求,利用线上文化知识讲座、线下文化展览等多类型平台,开展社会文化普及和社会美育活动,提高社会公众文化、科学、心理等综合素质。另一方面,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需要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外向影响力。讲好城市建筑故事,既要充分展现中国城市独具特色的建筑设计和技艺,更要鲜明地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中华美学底蕴和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讲好城市文脉故事,充分展现城市的文化基因,尤其要注重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城市历史所彰显的中国气质、中国风范。讲好城市现代化故事,不仅要展现文明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更要充分地阐述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的深刻内涵。
摘编自《光明日报》
【张晓兰:多措并举破解绿色低碳产业发展难题】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员张晓兰指出,随着人们对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环境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近年来,绿色低碳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技术创新不断推进,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同时也面临技术瓶颈待突破、市场机制不完善、产业协同不足、政策落实偏差等挑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方共同努力。第一,强化技术创新驱动。加大企业绿色低碳技术研发投入,鼓励企业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加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采取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支持企业开展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活动,鼓励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第二,完善市场机制建设。加快推进碳市场建设,完善碳定价机制,探索有利于促进碳减排的价格支持政策。加强市场监管,打击不正当定价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明确准入门槛,制定绿色低碳产业目录,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第三,加强产业协同发展。优化产业布局,引导绿色低碳产业向产业基础好、配套能力强的地区集聚,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提高产业配套能力。推动绿色低碳产业与其他传统产业融合发展,鼓励传统产业通过绿色低碳技术实现转型升级。第四,提升政策执行效力。加强政策之间的协同性,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政策协调机制,避免政策冲突与矛盾,完善政策的跟踪评估和调整机制,定期评估政策执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和完善,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李西林:加快培育壮大服务贸易数智化新动能】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李西林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贸发展既面临新兴技术创新突破、推广应用加速的重大契机,也面临逆全球化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风险挑战。新形势下,必须牢牢把握数智技术发展战略机遇期和应用推广的关键窗口期,加快塑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服务贸易规模增长、结构优化、效益提升、实力增强。其一,扩大数字领域开放,激发服务贸易发展新活力。依托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和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省市,加快落实取消应用商店、互联网接入等服务业务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向外资开放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等政策,加大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推动人工智能加快产业化应用。其二,加强数智技术研发创新,塑造服务贸易发展新优势。支持数字领域企业和有关科研机构强化研发工作,推动在基础软件、高端工业软件以及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技术、6G通信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其三,深化数智赋能发展,培育服务贸易发展新动能。在软件、信息、金融、商务、法律、交通、物流、商贸等领域,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广泛应用,加快现代服务业向智向新发展。加快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交易、数据安全等创新探索,大力发展数据服务、人工智能即服务、平台赋能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打造新型服务贸易增长点。其四,加强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全面深入参与WTO等多边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谈判,推动G20、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持续就数字贸易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深入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深化“丝路电商”合作,积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新的服务贸易合作协议,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相互开放,拓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金融、医疗、文化教育、工程咨询等领域合作。
摘编自《学习时报》
【郑永君:从多重路径塑造数字时代社会信任】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郑永君指出,信任是人类最基本的安全需求,反映个体对自我及其行动环境所具有的信心。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现代的陌生人社会,再到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社会信任经历了从关系信任、制度信任到基于技术的信任的不同形式。数字时代基于技术的信任的脆弱性表现为技术系统的内生风险、技术的权力滥用、制度与技术的协同困境以及社会认知的割裂与失衡。面对基于技术的信任的脆弱性特征,可以从多重路径塑造数字时代的社会信任。首先,技术应用应以促进社会良性发展为导向,坚持标准化与透明化原则。一方面,技术的应用需要遵循统一的技术标准,规范技术操作流程并建立相应的伦理准则,以确保技术的安全可靠,为增强基于技术的信任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技术的应用要做到数据透明、算法透明、决策过程透明与监督机制透明,提高技术运行机制的可见性、可预测性与可控性。其次,制度创新需要体现包容性。在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与数字技术相联系的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尊重和引导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并建立有效的意见和建议反馈机制。最后,政府、数字技术研发者和公众等多元主体需要共同参与到社会信任建立与维持的全过程之中。政府是数字技术的掌控者和制度创新的领导者,可以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应制度,缓解制度与技术在发展速度及目标导向方面不适配的问题;数字技术研发者要以社会现实需求为导向,遵循社会伦理规范,着力解决技术系统的内生性问题,增强用户的安全感;公众是数字技术的受用者,在对数字技术保持信心的同时,要避免陷入社会认知的割裂与失衡困境。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