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

　　核心提要

　　●中国制造业规模在全世界的占比突破30%的历史性关口，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从全球制造大国向产业体系强国的基本跃升。

　　●真正有韧性的开放，不在于被动接受规则，而在于制度能力、话语能力与战略布局三位一体的塑造。这是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跃升的必要前提。

　　●金融不仅是资源配置机制，更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体现。从历史逻辑看，金融系统的成熟程度常常决定一个国家市场体系的运行效率、财富分布结构以及治理制度的透明度与契约性。

　　构建制度文明，为经济增长夯实战略性支点

　　中国制造业规模在全世界的占比突破30%的历史性关口，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从全球制造大国向产业体系强国的基本跃升。我们应从现代化国家崛起的高度谋划未来发展。

　　维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不可能仅靠规模与惯性，必须以制度文明为根基，打造支撑现代化强国的制度体系。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必须构建三大战略性支点：一是加快完善法治化市场经济体系，在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信用治理等领域实现机制性突破；二是在内需体系上，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增强社会保障能力、稳定消费预期，构建以中等收入群体为核心的稳定消费结构；三是在开放方面，推进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主动参与构建2.0版全球贸易规则，特别是在突破发达国家市场壁垒方面主动作为。

　　重塑内需结构，从收入机制到消费信心的制度变革

　　针对扩大内需这一现实挑战，中国并非消费能力不足，而是制度激励不足。当前的核心问题在于收入结构失衡、消费预期不稳与社会保障掣肘三者交织。必须通过系统性的制度改革，夯实内需驱动的基础逻辑。

　　首先，应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收入分配体系。通过完善初次分配机制、强化再分配调节功能、提升三次分配效率，逐步形成“橄榄型”结构，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从而释放结构性消费潜能。其次，要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与稳定性，推动消费信心回稳。这要求构建跨周期宏观调控框架，在制度层面稳定居民对未来的可预期性。再次，要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构建覆盖全民、统一规范的保障网络，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激发社会整体消费倾向。

　　内需驱动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是制度供给的集中检验。要通过确立“市场主体平等性”和“公平竞争规则”，进一步建构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进而释放出持续稳定的微观行为动能。

　　主动参与全球规则重构，推动开放转型升级

　　当前，中国经济的全球角色正在发生从“嵌入全球”到“参与重构”的关键转向。在“双循环”背景下，中国不能仅追求出口份额的扩大，更需塑造新型开放格局。要理解中国开放的结构性逻辑，必须从“双轮驱动”视角切入：一方面，中国必须持续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中国也需主动争取国际规则制定权，在世贸组织改革、数字贸易、绿色金融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

　　中国应推动构建包容性更强、公平性更高的“全球贸易规则2.0版本”，尤其要在中美经贸互动中，探索互利共赢的新型规则模式，打破贸易碎片化趋势。在市场拓展方面，也要在保持发展中国家合作基础上，加快进入发达经济体核心市场，构建稳定、长期、多元的外部需求结构。

　　真正有韧性的开放，不在于被动接受规则，而在于制度能力、话语能力与战略布局三位一体的塑造。这是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跃升的必要前提。

　　金融将从传统的“融资中介”跃升为“资源配置枢纽”与“制度文明推进器”

　　金融不仅是资源配置机制，更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体现。从历史逻辑看，金融系统的成熟程度常常决定一个国家市场体系的运行效率、财富分布结构以及治理制度的透明度与契约性。

　　可以从四个维度理解金融的现代价值体系：第一，作为基础制度，金融通过价值尺度、支付媒介、清算手段构建市场运行的技术基础；第二，作为配置机制，金融通过风险定价与资金流动引导资源高效配置，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提供资本支撑；第三，作为财富管理系统，金融必须服务于人民群众财富安全与收益需求，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财富流动性与储蓄转换效率；第四，作为文明载体，金融制度推动了社会透明度、规则意识与契约精神的广泛确立，在较大程度上引导现代法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当前中国正处于“双重脱媒”阶段——市场化脱媒带来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信息化脱媒推动支付体系变革，重构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平台金融、智能投顾等新业态快速发展。这一金融结构的历史性嬗变，意味着金融将从传统的“融资中介”跃升为“资源配置枢纽”与“制度文明推进器”。

　　以制度为本，以文明为向，中国经济走向新阶段

　　中国经济的下一阶段增长不仅取决于要素投入和政策调节，更取决于制度体系的系统演进与社会价值观的理性重建。金融不应被视为经济的“原罪地带”，而应成为市场公平、公信体系与现代文明的基础设施。经济学人应当承担起制度创新的责任与文明阐释的使命，摒弃“厌金融”“反市场”的偏见，以学术专业性与政策引导力共同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随着各项改革不断向深处推进，中国经济将在制度成熟与文明共识的双重驱动下，迈向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