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外开放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提高总要素生产率，背后的关键是创新，包括科技创新、经济创新、企业创新、行业创新、业务模式创新等各个层面的创新。决定创新发展的因素很多。以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对国家创新能力的权威研究，大概有两类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一是对创新的投入，包括科研人员、研发基金等，这方面我们发展得较好。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创新投入转化，这个转化效果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比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民营企业的活跃程度等。

　　国家的开放度是另一个影响转化效果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很少有一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把自己所有的技术都自主研发出来，我们利用的知识、技术、能力可能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搜寻、组合，即便我们自主开发，也需要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所以，在推动国家创新能力提升、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保持一定高水平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在今天的国际大背景下尤其重要，因为地缘政治冲突变多，国家安全问题变得尤其重要。维护国家安全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要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就同时需要保持开放，并且不仅是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中国家开放，对发达国家的开放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第一，主动积极地利用多边框架，如WTO（世界贸易组织）和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维护开放、公平、透明的国际贸易体系。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性的贸易协定。客观地来说，我们生产便宜的、经济实惠的电动车、锂电池和光伏板等产品，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可能是有益的，我们应该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构建多边框架，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在应对欧美指责方面主动回应，对于一些不合理的指责给予回击，从更大的框架来说我们的主张是要维持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

　　第二，逐步克服宏观失衡问题，包括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国内的消费需求能否提升。因为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指望把大部分产品出口到世界市场，难度较大。如果我们国内消费需求得到较大提升，那么很多新产品和传统产品可以转为内销。所以，国内经济再平衡非常重要。提升国内的消费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有一些举措短期可以做，有一些举措长期才能见效。结构性的举措可能有周期性的效果，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增加福利支持等方式增加居民收入也可以帮助总体提升消费，消除国内供求之间的缺口。

　　第三，支持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新兴产业中，我们过去遇到一些卡脖子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自力更生地发展一些新兴产业。同时，积极地利用产业政策实施创新。一方面是保持开放，另一方面是需要考虑在支持创新的过程中，产业政策能否变得更加高效和市场化，更加符合国际经济环境的条件。我们常常看到政府指向一个新兴产业，企业家全力以赴，中央政府指引一个方向，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全力以赴。这样做的好处是这方面的产业全面提升，但缺点是支持创新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各个地方、各个企业、各个机构都在做的事，最后很容易造成全国范围内极大的资源集中在少数行业中。我们需要的创新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在某一个领域，我们需要考虑创新发展能否更加平衡、更加高效一点。

　　具体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说，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支持创新的重点应该放在前端，放在创新的部分，而不是将更多的资源放在生产端。换句话说，产业政策要支持技术的突破，而不是产能的复制。第二，产业政策不要限制竞争，让创新发展更市场化，政府应该着眼于帮助行业克服一些所谓的卡脖子领域和技术，而不是帮助一些特定企业发展。第三，产业政策要有退出机制，新兴领域的技术完成了突破，企业已经可以顺利生产后，不能无限制地补贴。过去发展中国家有不少存在了几十年的低级产业，这个教训一定要很好地吸取。第四，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不能盲目地跟从一个方向，大家都支持某一个行业时，加总起来就会变成大的宏观失衡。金融机构拿着政府的产业目录发放贷款的做法一定要避免。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或国有企业支持创新活动，一定要算经济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