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乘旦（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现代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有人说在六七十年代，也有人说在50年代就起步了，不过基本上是从西方起步的。当时，现代化研究的中心在美国，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趋势，即对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进行研究，如何从“传统”转变到“现代”。这个趋势后来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欧洲、日本，“现代化研究”由此成为国际性学术领域。

　　现代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作为一个领域，现代化研究为什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出现？这里有一个时代背景，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夺取了世界霸权，需要有一种理论去支撑它在全世界的活动，使其获得合法性依据，换句话说，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帮助它去控制世界。但仅靠“自由”“民主”这一类口号好像是老生常谈，特别是对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生国家而言，这些口号没有吸引力，它们更关心的是独立后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多数新生国家曾经是西方强国的殖民地，对以前的殖民宗主国心存疑虑。因此，如何去理解、认识新生国家以及如何去引导这些国家今后的发展，对西方国家尤其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就出现了一个新学科领域，那就是“现代化研究”。必须说明的是，这个领域一出现就得到美国政府在财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这大大地推动了现代化研究。现在有些人有一种错觉，以为美国的学术行为是民间自发的，政府不参与。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美国（欧洲国家也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是纯民间的行为背后都有国家的参与和推动，如果深究其民间组织和非政府基金会，会发现其中多有政府的支持，包括大量经费投入和人员配备甚至直接指导。对美国来说，现代化研究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如何认识“二战”结束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如何认识新独立的国家。美国希望主导战后世界秩序，指导新独立国家今后怎么办——这就是美国推动现代化研究的基本历史背景。

　　现代化研究的出现，和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强大也有直接关系。因为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需要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抗，以遏制苏联的影响力。如果我们把当时苏联对抗资本主义、弘扬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就能清楚地意识到，为什么现代化研究突然在西方兴起，因为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对抗社会主义、对抗苏联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工具。

　　现代化在美国出现时针对性非常强，时代感也非常强，主要是针对“二战”结束后大量出现的新兴国家的，目的是向它们说明：如果想成为现代国家就必须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学习，以美国和西方为榜样构建国家。这显然是在和苏联争夺“二战”以后的新世界，为苏联的共产主义设置另一个意识形态标杆——也就是美国意识形态。

　　修正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和现代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相互作用

　　现代化理论经历过若干阶段，最早出现的现代化理论后来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或古典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最大的特点是把传统和现代进行对立和“二分”，即把某种情况说成是传统的，另一种情况说成是现代的；现代化的任务就是把传统的东西全都抛弃掉，然后把现代的东西逐一树立起来。在最早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们的观念里，传统和现代不可兼容，只要是传统的就肯定不是现代的，要完成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转向现代。

　　后来人们发现情况不完全是那样，特别是当人们把现代化研究从泛泛而谈的理论转向微观的现实时，也就是从“普适”角度转移到对一个一个具体国家的研究上时，就发现传统和现代不是清清楚楚地可以“二分”的，有些学者对巴西、印度和日本的情况作了微观和细致的研究，结果发现传统和现代其实经常是不对立的。

　　印度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国家长期被英国殖民统治，直到1948年才获得独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印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它和过去的传统，包括殖民时期的传统并没有完全分开。虽然现代印度完全不是古代印度，也不是殖民时期的印度，但传统并没有消失，相反仍在起作用。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西方人认为“民主”就是多党竞选，以这个标准判断印度它好像是个“民主”国家；但竞选的关键是拉选票，谁拉的选票多谁就获胜。恰恰在这个关键点上学者们发现，“传统”在印度被保留下来了：印度的竞选是依靠种姓拉选票的，政党利用种姓的力量动员选民，拉到一个种姓，就意味着拉到了一批选民，因为同一个种姓都会投同样的票。这与西方的选举不一样：西方竞选要依靠“纲领”，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益诉求，政客需要计算哪些纲领能吸引多少选民，因此选举是与利益集团挂钩的，这就是西方“民主”的“现代性”。但印度选举建立在种姓的基础上，而种姓恰恰是印度文化中最“落后”的传统，是最不被“现代”所认可的，却被保留下来了。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传统不仅可以不与“现代”对立，而且还可以为“现代”服务。

　　发现这个现象后，现代化理论就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一种修正的理论，即所谓的“修正现代化理论”。修正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和现代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相互作用，所以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非常重要——处理得好，传统能助力现代化；处理得不好，则阻碍现代化。最早的现代化研究都是针对后发展国家的，现在人们则发现：先发展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也曾经历过“现代化”；并且在西方那些“现代”国家中，传统的影子也随处可见。比如，在英国这个“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传统”和“现代”就随处交织。至此，把“现代化”（即西方的榜样）作为规训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向的“诱饵”便开始不起作用了，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而“现代化研究”也不再是西方国际政治斗争的有用工具，非西方国家也开始运用这个工具检视本国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之间的异同优劣，取他国之长、避他国之短，以该项研究服务于本国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起步的，迄今已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的目标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究竟有什么区别？应当说，区别很大。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为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国际战略服务的，因此它的研究是针对别人的。西方学者不承认西方有过现代化过程，尤其是美国完全不承认自己经历过现代化，相反坚称：美国从一开始就是“现代”国家，它没有古代，也没有中世纪，只有现代。美国人的研究紧紧盯着非西方国家和不发达地区，目的是把美国的榜样推销给它们，让“美国化”变成那些国家的现代化。美国学者写的书，都在指点别国的现代化，告诉“落后国家”应该怎么做，却不讨论美国自己的“现代化”以及美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和过失。后来，当美国也有现代化过程成为人所周知的事实时，现代化研究热潮居然在美国开始消退，美国现代化转而变成了一个比较政治学问题。随着作为综合研究的现代化学术领域被分解成单项政治学课题，现代化这个全方位转型的过程也就被悄悄地弱化了。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可以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救国图存的激荡之中，关于“现代化”的讨论显然不是当务之急，因此现代化的学术研究就被延宕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但是在当时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下，现代化研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不可跟随。因此在学术层面上，现代化研究就停滞了。

　　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高潮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那时，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同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急需在理论层面上加以理解和阐释。中国现代化应该走哪一条路、向哪个方向发展？这个问题摆在学者们面前。作为“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如何学习其成功、规避其失误，这些都需要现代化理论研究加以探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现代化研究在中国步入高峰，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学者纷纷加入现代化研究的行列，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不乏优秀之作。至今，中国现代化研究仍在继续，并且深入。有人说，现代化研究在国外已呈颓势，中国也无需进行了。但学术是为现实服务的，只要中国现代化实践仍在持续中，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就是必要的，就应该继续深入。

　　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的现代化研究很不相同，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现代化研究是针对别人的，是高高在上、训导别人的，是把西方价值观灌输给别人；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则是为了解决中国自己的发展问题，为中国的现代化“敲门问路”。所以这两者目标是完全不同的，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研究现代化，因为我们仍然处在完成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中，那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具有强烈的目标指向，就是为中国现代化服务。我们不去指手画脚告诉别人怎么做，只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这是中国现代化研究和西方现代化研究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