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明（南京大学社科处副处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既是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

　　如果说，坚持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了“第一个结合”，那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则集中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基本原则，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方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具有的鲜明协调性、包容性，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观的抽象性与排他性，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新路径，为求解人类文明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从文明的历史纵深中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逻辑脉络的必然归宿，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表达，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过程重要历史关口的文化表征，是文化自信与历史主动精神的集中彰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表达，可以从“中华民族”和“现代”两个关键词出发加以把握。其中，“中华民族”一词集中凸显了新文明建构的历史主体性，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简单“地理平移”，而是扎根于中国大地之上的文明创造，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并且彰显深厚历史主体性的文明建构。而“现代”一词则凸显了新文明建构的时代性，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非返回书斋的文化复古，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传统文明，使其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明建构。并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坚持从把握人类历史发展大势出发推进文明创造，从文明交流互鉴中汲取智慧和养分。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生命

　　谈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能单纯从文化或文明的视角加以理解。因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绝非单纯的文化创新问题，其始终与现代物质生产活动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尽管从哲学层面而言，文化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相对独立性，但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而言，所谓文化或文明都是从属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而言都是作为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思维表达。

　　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离开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类文明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也离不开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现代化物质大生产的属性从根本上形塑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之维。牢牢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备了不断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这是其区别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的现实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命题正式提出以来，与其相生相伴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表达就是文明问题。从党中央最早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到后来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具有深厚的文明价值旨归。而之所以如此，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范式转化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

　　以往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时，往往采用革命叙事范式，后来现代化叙事范式逐步凸显，成为衡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范式表达。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文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叙事中的重要作用，其中显著的标识便是“文明蒙尘”概念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既是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进一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叙事中，文明叙事实现了与革命叙事、现代化叙事的有机融合。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的过程，既是彰显当代中国现代物质性生产强大生命力的过程，也是集中凸显在这一过程中所不断催生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强大感召力、引领力的过程。离开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基础，难以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生长的基因密码，容易将现代文明创造的现实历史性过程抽象理解为返归书斋的纯粹思辨。

　　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单纯物质力量累积的过程，也不是单纯复制粘贴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拿来主义，而是从中华大地上生长起来的现代化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凸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实现了一般与特殊的有机统一，其与中华文明之间具有双向互动的紧密逻辑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的“式”，从现实维度而言，是坐落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现实条件基础上的现代化实践，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为基座的现代化实践；从历史文化维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更是扎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产物，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行稳致远，其并非实用主义的选择，而是有着深厚历史文化根基的必然选择。应当从更加深远的历史纵深出发，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谱系出发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古文明中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形态，连续性构成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由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所形塑，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生命。因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非单纯封闭的“返本开新”，返回经典中所获得的新解并非代表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其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将中华文明从原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移植到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之上，使其与现代生产相融合、与现代生活相贯通，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深入推进为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提供新的养料，在对传统文明的传承中不断实现文明的当代新生和现代发展。

　　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不断催生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坚持理论自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制胜的重要法宝。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和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将推动理论创新的方法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结合”，拓展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两个结合”既是推动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如果说，坚持扎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了“第一个结合”，那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则集中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基本原则，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方法。

　　“第二个结合”夯实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主体性。一种文化或文明想要站得住、立得稳，必须有自身的主体性。中华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具有鲜明的历史主体性。但是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现代性的入侵，中华民族不仅面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现实生存性危机，更面临着文明蒙尘的文化危机，中华文明的历史主体性在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文明冲击下遭受巨大历史性瓦解。重建中华文明的历史主体性，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主题。中国仁人志士为此展开了艰辛探索，既有返回书斋的文化复古主义思潮，也有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实验，但无一例外都纷纷走向了失败的历史窘境。可以说，“古今中西之争”成为拷问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事变，也是中华文明转折发展的重要标识。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深厚的文明意蕴，这一政党具有鲜明的文明型政党属性，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以具体化的方式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重建中华文明历史主体性探寻了根本方法。

　　通过“第二个结合”，来自异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本土文明智慧实现了有机融合，进而创造了一种既具有科学真理性力量，同时又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新的文化生命样态，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坚实历史主体性。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第二个结合”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属性既有现代化物质大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有作为现代物质生产基础上现代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现代物质大生产科学理论总结的产物，其本身所具有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的科学内涵，为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真理力量。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为赋予中华民族新文明的“现代”属性提供了根本保障。实际上，“第二个结合”之所以能够推进，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紧密关联性，二者在世界观、方法论、道德观等层面具有诸多的相通性，相互契合是彼此结合的重要前提。当然，这种结合并非单纯形式上的硬性拼凑，也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彼此深度融合基础上所产生的深刻化学反应，而其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包含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新生，也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既有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有扎根中国本土与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当代“出场”并不断催生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另一方面，将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不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其更加成为中国的理论结晶。通过“第二个结合”所创造的文化形态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样态，其中既有深厚的中华文明基因，也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二者共同融合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样态，并使其呈现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超越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封闭自守的自我实验，而是坚持立足本土与胸怀天下的有机统一。只有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则，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才能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宽广的历史舞台，为构建人类文明百花园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超越现代西方文明封闭性与形而上学抽象性的历史困境。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资产阶级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资产阶级在推动现代技术革命的过程中也逐步展开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创造。资本主义机器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理性和启蒙，代表了一个全新文明时代的到来，这是对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文明的巨大历史性超越。马克思曾指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抽象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因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现代西方文明也呈现出鲜明的抽象性，其阉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文明样态的具体性、历史性内涵，似乎现代西方文明成为统治一切的唯一抽象力量，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似乎只有资本主义道路唯一的可能性。因此，资本主义所构筑的文明体系呈现出巨大的差序性，即马克思所言的“东方从属于西方”。人类文明的多元图谱被规制为单一性存在，人类文明样态被人为硬性分割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巨大差异性对立。以抽象方式抽空资本主义文明的具体性内涵，进而将其打扮为先验性的永恒存在，构筑人类社会文明图景中的等级性格局，这是资本主义抽象文明观的“二律背反”所在。在此背景下，“文明隔阂”“文明优劣”“文明冲突”，成为资本主义形而上学抽象文明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人类文明发展陷入荆棘丛生的“十字路口”。中国式现代化所独有的中国特色本身就是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西式现代化方案的巨大历史性超越，因而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上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是对西方文明困境的巨大历史性超越。

　　坚持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对当代中国自身文明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求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的理论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效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本土维度而实现了世界性价值的外溢，其集中展开了超越西方形而上学文明观内在困境的理论与现实可能。中华文明本身所具有的突出包容性，兼容并蓄、始终开放融合是中华文明不断吸收异域文明、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中华文明也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没有侵略他人的因素，这使得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坚持文明交流互鉴而从不搞文化霸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理念，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坚信不同文明之间不存在高低优劣和等级贵贱之分，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和平共处、相互融合，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不同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积极从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中汲取有益养分为我所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具有的鲜明协调性、包容性，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观的抽象性与排他性，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新路径，为求解人类文明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概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扎根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其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坚守“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作为其发展科学的方法，以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作为其进步的动力机制，从根本上既超越了西方文明的形而上学抽象性，又超越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所面临的“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困境，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