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志源（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导，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景池（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运用数字技术提升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对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整体布局作出了系统谋划和科学部署，提出“建立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这一重要论断是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数字中国建设一体推进的规律性认识，内在地构成了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深刻理解何谓数字生态文明、数字生态文明中“绿色”与“智慧”有何关系，以及如何建立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从而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正确把握数字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

　　从生成机理来看，数字生态文明是“文明数字化”与“文明生态化”有机交融的时代产物。21世纪初，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和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频发，数字文明和生态文明作为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出现的新型文明形态崭露头角，文明数字化和生态化转向同期交汇。应该说，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人类在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科学扬弃中能动地找寻新的发展出路的历史必然。这一必然不仅源自于人们对工业文明两重性的清醒认知，更基于人类对文明交替演化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未来人类文明行向何处”的历史深思。

　　从本质特征来看，数字生态文明是“数字生态化”与“生态数字化”辩证统一的过程集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生态文明兼具两重意蕴。一是数字生态化过程，即数字技术在生态领域的场景应用；二是生态数字化过程，即生态文明在数字时代的技术呈现。当前，数字技术与各领域各行业的深度融合，已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引擎。对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而言，用好数字技术，不仅能够精准识别、及时追踪环境突发问题，做到有效预警、科学研判环境动态走向，还能推动数字技术的生态化转型，进一步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

　　从价值取向来看，数字生态文明强调人、自然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非单纯追求数字技术的先进性，“数字”只是一种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手段，二者不可本末倒置。可以说，推动数字文明建设的过程就是人们为了更加高效地保护环境和治理生态，主动生产和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并将其作用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一种技术与文明的融合。

　　从表现形态来看，数字生态文明可视为生态文明的数字化形态，即通过数字技术将生态文明的现实形态转化为相应的数字形态所形成的一种数字集合，内含生态文明物质形态、精神形态和制度形态的数字化过程。例如，福建的生态云将环境全要素一体融合，转化为实时更新的海量数据，为环境保护撑起智慧网。又如，浙江的甬江流域数字孪生平台实现了对洪水演进的仿真预演，提高了风险管控能力。这些生态治理数字化应用的生动例子，本质上都是集于生态文明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形态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数字化。

　　准确理解数字生态文明中“绿色”与“智慧”的辩证关系

　　“绿色”是生态文明的底色，象征着一种新的发展理念。近些年来，伴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绿色”早已超越其原始词义，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丰富，成为生产者、消费者和管理者等共同追求的目标理念，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衍生出“绿色经济”“绿色城市”“绿色出行”等诸多形态，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影响和调节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智慧”则作为数字文明的表征，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意味着数字化时代的正式到来，技术变革带来的“智慧”感弥散于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智慧物流”“智慧治理”“智慧教育”等一系列数字化产品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高效化、智能化运转，加速了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全面生产。

　　可见，“绿色”与“智慧”已然成为新时代文明转型的两大标识。

　　一方面，“绿色”与“智慧”相互依存，双向赋能。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复杂化、系统化，传统的“人力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下生态治理的要求，想要提高生态治理现代化、精细化水平，就必须借助卫星遥感、雷达走航等尖端数字科技进行“精确问诊”和“靶向治疗”。同样，抛弃了“绿色”的实践推动，“智慧”也终将沦为人类破坏和征服自然的工具。数字科技运行的背后造成的污染也非常可观。例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平均训练一台大型AI机器产生的碳，是一个人终其一生驾驶汽车产生的排放量的5倍。在生产实际中，“智慧”能够促进“绿色”的转化，使单位生产量的能耗、物耗大幅度下降，开拓新的能源和材料，降低生态治理成本，实现低投入、高产出的理想发展模式。同样，“绿色”也能够助推“智慧”往更有利于人类发展和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方向升级迭代。

　　另一方面，“绿色”与“智慧”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张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古往今来，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对于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而言，既面临机遇，也面临着诸多风险：一是存在数据隐私泄露风险。数字技术需要收集、处理、传输大量的数据，如果这些数据被恶意利用或泄露，可能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信息安全威胁等问题。二是存在技术可靠性风险。数字技术的应用依赖于各种技术的集成，包括硬件、软件、网络等，如果这些技术存在漏洞或故障，可能会导致环境监测失灵、信息错误等问题。三是存在人为干扰风险。数字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受到包括数据篡改、网络攻击等人为因素的干扰，如果这些干扰得不到及时发现和处理，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环境治理失效、信息失真等问题。故而，我们在看到技术带给我们高效便捷的同时，也要警惕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和无限依赖，以免陷入重技而轻道、重物而轻人的囹圄。

　　深刻认识以数字生态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数字技术是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则构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以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首先需要推动数字技术和生态文明深度融合，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向数智化。一是要加强数字技术与环保产业相融合。通过发展数字技术，加速数字化转型，推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等数字化应用向生态友好型转型，以技术创新优化生产、提高效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二是要加强数字技术与环境治理相融合。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全方位监控和数据分析，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升环境治理效能。三是要加强数字技术和生态文明教育相融合。培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才队伍，推动数字教育向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转型，使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四是要加强数字技术和生态治理双向融合的制度保障。在制定环境法典的进程中，注重数字元素的植入，将数字技术嵌入环境标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污染防治等领域的制度规范中，促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有法可依。

　　其次，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构建数字生态文明的评价体系。数字生态文明的评价体系可以检验数字技术和生态文明融合的效果和成果，指导和促进数字生态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一是要合理制定数字生态文明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应该包括数字化水平、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也要考虑不同评价对象的需求和差异性，确保评价指标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数字生态文明的发展水平。二是要科学建立数字生态文明评价方法。评价方法应该是科学、规范、有效的，需要根据评价指标，制定相应的评价方法，采用多种数据分析技术和评价工具，确保评价过程合理、可靠。三是要有效运用数字生态文明的评价结果。如设立省、市各级年度生态文明评价结果发布机制，通过数据科学衡量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年度进展总体情况，发挥好“风向标”作用，积极引导各地区加快推动绿色发展，落实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工作。

　　最后，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全球性工作，需要积极借鉴和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做法，并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这也是共同推动世界数字生态文明发展的应有之义。一是可以将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际生态文明合作的发展框架中。充分依托已有的国际合作组织，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制定出符合现实需求的数字生态文明合作协议。二是可以将数字生态文明的技术成果纳入跨国生态治理的对话机制中。如在跨国流域生态治理实践中深入开展技术交流，促进各国在数字生态治理中协同发力，不断提高跨国生态治理能力。三是可以将数字生态治理纳入环境治理双边或多边协定的合作内容中。推动各国在数字生态文明各领域、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数字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经验研究”（22AKS01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