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下午，中欧文明交流互鉴论坛在京举办。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等多个欧洲国家的前政要、驻华使节、企业家、知名专家学者、基金会代表与中方官员、学者、企业家、媒体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师生等共130余人参会。与会嘉宾回顾了中欧两大文明相互影响与交融、不断自我更新的历史，探讨中欧今天如何继续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保持文明交流互鉴，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推动文明进步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此次论坛作为首届文明交流与全球发展论坛的分论坛，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办，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文史教研部共同承办。

　　中欧论坛会场

　　第一单元 中欧文明交流的历史维度

　　本次论坛由两个单元组成：“中欧文明交流的历史维度”和“中欧文明交流的现实维度”。第一单元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主任、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秦露主持。她提到，当今世界面临诸多不安全、不稳定与不确定的局面。在战争、冲突、逆全球化、脱钩断链的处境中，人们普遍对此感到忧虑与恐惧：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未来将走向何处？面对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连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呼唤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上的互信、交流与合作。中华文明和以希腊文明为开端的欧洲文明分别代表自轴心时代以来两种不同的人文主义路线，但两者都曾在同一时空中实现了理性突破，都倡导共同体、德性、正义、友爱等共同价值。进入21世纪，中欧文明能否碰撞出新的共识，对于今天的全球秩序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方婴作了题为《回到伟大文明的开端处：从忒伍特神话看文明的抉择》的主题发言。她回顾了柏拉图对话《斐德若》中提出的“忒伍特神话”，引出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主题：如何从其他文明中选择、汲取与自身文明传统最为契合的养分。文明经典译介问题就是一个文明的抉择问题。公元9世纪伊斯兰哲人法拉比选译古希腊思想经典与17世纪法国哲人卢梭拒绝在日内瓦建造剧院的事例，都成为古典哲人进行文明抉择的榜样。挑选翻译何种异质文明经典是当前中国古典学界面临的重要关切。中国始终面向西方两个古典：古希腊—罗马时期和欧洲十五至十九世纪形成的经典。这种研究视野反映出中国对自身文明的考量。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应该、也必须始终敞开文明对话的大门，在代表两大古老文明最高妙的智慧之间架起永恒之桥，展开最高贵的竞争。

　　法国汉学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徐光启-利玛窦文明对话研究中心”学术主任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作了题为《传统的交流——对话和诠释的多样性》的主题发言。他从不同文明、文化和传统的不同“对话”模式来讨论文明对话如何可能的问题。“对话”通过信任他者而寻求真理，通过论证的力量寻求真理。“对话”追求穿透逻各斯，以抵达超越话语的真理，比如在古希腊的辩证法当中。但《论语》的对话模式不是从真理开始，是从生活体验开始，通过对话获得启发。民主社会的对话模式则是按平等规则达成共识。哈贝马斯认为，随着民主社会的发展，神圣性的权威逐渐让位于一种既有共识的权威。这些不同的文化互动方式可以激发我们真正的跨文化创造力，建立新的人文发展模式。他描述了“相遇他者”的四个阶段：危机和挑战的全球化；应对方案的差异与分歧；通过他者重塑自身的文化、信条和世界观；解决共同问题的方案保持本地化。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冯俊作了题为《中国人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和认知》的主题发言。他认为，中法两国思想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有两个高峰期，分别出现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和20世纪下半叶。在第一个高峰期，中国思想文化对法国启蒙运动产生极大影响，为法国大革命先行者提供了东方思想文化的视野。在第二个高峰期，法国哲学和文化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促进了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开阔了中国人的国际视野。中国人对于法国哲学的兴趣源于其怀疑精神和崇尚理性、聚焦人与社会、开放性、社会参与性以及哲学与文学的密不可分。中国古代“修齐治平”的学问与法国哲学关注政治社会、道德伦常问题具有共通性。中国哲学界对法国哲学研究的重视改变了中国学术生态，并使新一代学人与国际学术界能够平等地开展学术交流对话。

　　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万·毕思普（Sven Biscop）在题为《地缘政治背景下的文明间对话》的主题发言中谈到，中欧关系相较过去几年来更为复杂，对中欧文明之间的对话提出新的挑战。现在欧洲的主流想法还是希望中欧能够共同合作，来保障世界朝着稳定方向发展。有越来越多人认为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观点是更平衡的，是符合中国的外交立场和国家利益的。当前国际形势复杂敏感，但中欧在外交问题上仍有很多共同立场——双方都需要稳定和减少不确定性。中欧两大文明间的对话不能脱离现实，而要基于双方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展开。如果中欧之间互设制裁，就很难推动关系健康发展。双方应加强对话，从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开始，比如重新恢复双方学术界之间的交流，推动和促成实在的成果，以这样的方式重振中欧文明对话。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与德语文学教授、《东西哲学年鉴》创办人汉斯·费格（Hans Feger）作了题为《中国哲学在欧洲与欧洲哲学在中国》的主题发言。他认为中欧哲学只能在跨文化交流中才能满足其普遍性追求。在这种意义上，“全球哲学”才能显示出其存在的必要性。迄今为止，中欧之间的跨文化理解极不对称，彼此都需要跨越各自哲学的界限，去接受其他哲学的标准、规范和方法。“全球哲学”试图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互惠互利的整体，让各方都能受益。中国的“天下”理念是中国关于全球秩序的一种表达，并寻求成为普遍性概念。欧洲哲学始终追求摆脱特殊性、追求普遍性，但西方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盲点”在今天更加凸显。真正的跨文化交流必须摆脱这个“盲点”，构建一个跨文化的双重结构，只有真正理解他人才能理解自己，这对东西方来说都是如此。跨文化哲学应该基于相互开放，做到相互认同与欣赏，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开启“思想者的对话”，以此避免欧洲式的哲学概念。文化相对主义否认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这种立场会导致哲学的死亡。多元的跨文化背景才有利于哲学的发展，并实现哲学的普遍有效性。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李文堂在主题发言中指出，中欧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思想传统，中欧文明交流在全球思想对话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毕思普先生谈到中国人对待战争的平衡的立场，就与背后的文明观、思维方式相关，中国老百姓一见打架就先劝架、止战再论是非，不能上去就拉偏架。中欧之间要相互理解，首先要回到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的思想传统源头。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与“友谊”思想，与中国儒家的“中庸”与“仁爱”思想有相通之处。古希腊强调共同体思想，而中国春秋战国时强调“群”“家”的概念，“天下一家”就代表了中国的共同体思想。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深受德法理性启蒙思想的影响，但欧洲启蒙运动也曾受孔子思想的影响。两者都同样拒斥外在权威，具有怀疑精神，强调人内在的理性、良心与德性的作用。回顾中欧文明交流史，有几个观念值得讨论。一是如何以古典共同体思想来矫正英美原子个体主义的局限；二是如何以古典德性政治传统克服政治学和伦理学分离的缺陷；三是如何以德法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思想扬弃英美原子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发展出有道德人格的个体生命观，这也是中国的人文主义所强调的。中欧思想传统保留了很多人类文明的原初智慧，两大文明需要加强交流，特别是通过学术方式进行深入对话。

　　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副教授陈欣雨在回应发言中谈到，正如贺方婴所说，经典在文明选择中不容忽视，经典翻译是东西学互鉴中至为重要的一环。无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东方士大夫阶层，都对异质文化的经典进行了选择。由此，西方的天文学、数学与哲学才传到东方，而东方“十三经”中对道德的尊崇才得以引入欧洲。冯俊讲到的影响中国的法国哲学，也是通过对学术经典的传译来传播的，而法国汉学的兴起则与早期传教士有重要关联。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杨一心（Alexis Y. Lavis）在回应发言中谈到，前面六位发言者的讲述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第一是关于教育。贺方婴提到古希腊的文明传到罗马，之后又传到中国，因此，我们不是生而为人，而是学以成人。第二是冯俊和贺方婴都提到的，要成为真正的人，首先需要掌握语言，通过语言才能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我们作为文化的传承者，想要做到彼此聆听、彼此理解，需要进一步推动翻译工作，只有这样，我们之间的文化交流才能进入更深层次。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刘飞在回应发言中指出，刚才几位发言人都谈到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西之间的文明交流对话，要上升到思想文化、价值观，以及哲学这样的更高层面。中西哲学对话的基础在于“人”这个根本问题。对此，中西哲学都特别强调德性的重要作用。中国哲学强调要到人的现实生命活动中去思索和解答“人”的问题，但也强调人必须遵循整个宇宙的根本法则，即“道”或“理”，这就是刚才费格教授谈到的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追求。

　　第二单元 中欧文明交流的现实维度

　　本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杰出人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前所长、《东西哲学年鉴》创办人谢地坤主持。他指出，下午论坛上半场以历史维度为中心，下半场则以现实维度为中心，如此设计是在古今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历史是现实的进展，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开出第三个维度——未来。

　　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前部长、国家行政学院前院长乔万尼·特里亚（Giovanni Tria）作了题为《中欧科技交流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主题发言。他认为只有开放文明的大门，推动物质的进步以及与世界的联系，才能获得发展。人类科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有赖于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知识和技术的不断交流。当前西方有一些针对中国技术的出口限制，这种影响沟通的行为应当加以阻止。倡导互相尊敬、彼此分享知识和技术、加强双方人员往来，这将在中欧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面临很多新的挑战，我们更需要进行合作，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公共安全等挑战，利用全球化推动现代化。中欧在避免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当团结起来反对那些对全球化说“不”的人，捍卫我们的文明，增加不同文明和制度之间的交流互鉴。欧洲更有责任同亚洲、同中国进行对话。我们应当找到关于全球化治理的新规则与新协议，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中国船东互保协会董事长、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前董事长、党组书记许立荣作了题为《中欧产业合作是文明交流的基石》的主题发言。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欧贸易取得长足发展，产业合作在文明交流中起到基石性作用。产业和贸易融通赋予我们抵抗外部冲击的韧性。对此，他提出中欧产业合作是大势所趋，是双方现实需求和历史选择。具体表现为：1、20多年来合作双方形成经济共生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欧班列为欧洲产业链的稳定起到积极保障作用。2、中欧产业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3、中欧合作意义重大，可以为全球合作发展赋能。在开放态度、全球开启门户计划方面，中欧应推动双方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打造中欧发展的动力源和增长期。此外，中欧海运合作是经济贸易、文明交流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法国国家技术科学院院士、法国外贸顾问委员会委员、宏马咨询服务(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总裁、法国电力集团(EDF)前执行副总裁马识路（Hervé Machenaud）作了题为《增进了解，共同建设》的主题发言。他认为，目前欧洲对中国有一些不信任情绪，甚至恐惧心态，这源于欧洲与中国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一点。西方四千年的文化和文明植根于一神论的宗教文化。这种文化要求每个个人要对自己负责，这是面对上帝的责任，这就是个人主义最初的起源。这与中国重视集体的价值观有很大不同，导致两者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产生很大分歧。西方思维的根基是二元论，真理与错误相互对立，只承认一种真理，人类以一种线性方式向前发展。中国思想则认为不同的东西完全可以共存，这构成了阴阳学说的基础。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和治理方式，可以在很多不同的东西之间自然建立起一种平衡，从而形成良好秩序。尽管存在区别，中欧之间仍然具有同样的人文价值，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信任、公正、尊重、对生命的热爱，以及爱本身。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罗红波作了题为《文化交流与互鉴是拓展中欧经贸合作的基础》的主题发言。她提到，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二十年来中欧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获得长足发展。近年来中欧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互信程度明显下降，且已影响到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但中欧目前仍互为最大经贸伙伴之一，在双边和多边层面还存在大量合作空间，需要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双方经贸合作这一文明交流的“压舱石”。她以莱布尼茨、马志尼与利玛窦三位欧洲人为例，表明中欧文化交流互鉴需要眼光、责任和真诚。中欧关系面临新问题、新任务，坚持深层次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彼此欣赏，是避免误解误判、加强互信、拓展双方经贸关系的重要途径。

　　法国外贸顾问委员会中国区主席、法国伯纳德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伯涛（Guillaume Bernard）作了题为《经济关系中多样性的力量》的主题发言。他强调国际企业运营管理中多样性的意义与培养方法。例如在开发新产品时，法国人会打磨项目所有细节，准备过程非常耗时，但产品一旦发布问题很少；而中国人擅长小步快跑这种迭代创新的方式，能够使产品快速适应市场。可见，中法精神在团队中有其互补的一面。运营团队越多样化，创新潜力就越大，但相互理解的要求和紧张关系也会越强。为此，他提出促进多样性的三个要素：一是明确团队成功的三个关键行为，即礼貌、情绪控制、不评判；二是积极主动的实践；三是情商。虽然处理多样性对于企业而言非常困难，但只有多样性才能让我们富有创意，拥有面对多样性的能力就能够更好应对共同挑战。

　　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教授、葛兰西基金会研究院主席西尔维奥·彭斯（Silvio Pons）在线上作了题为《反思欧盟危机》的主题发言。他谈到，建立欧盟的初衷，是通过产生一个超越欧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共同体，以应对民族主义的兴起、推动民族国家发展，并成为世界的一极。现在看来这些构想没能实现。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使欧盟制度不再具有独特性，民主赤字的加剧挑战了欧盟的合法性，随着时间推移，欧盟的效力正在逐步减弱。过去10到15年里发生的移民、恐怖主义、英国脱欧等现象都是欧盟生存危机的表现。当前欧盟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民族主义上升而加剧，欧盟开始出现身份认同危机。但是，欧盟的存在仍然至关重要，它能够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提出全球治理新形式，这对于平衡21世纪大国关系、避免文明冲突具有重要意义。

　　西班牙驻华使馆副馆长、公使衔参赞胡里奥·埃拉伊兹·埃斯帕尼亚（Julio Herráiz España）在回应发言中谈到，中欧是世界两大文明、两大力量。面对不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日益增多的新挑战，双方应加强互信，进一步巩固政治关系。为此，双方不仅应加强高层互访，也要发展旅游业，增强智库、文化中心、学者、媒体工作者等群体的民间交往，并加强地方层面的联系。达成共识和理解需要坦诚、公开、公正和平等的对话，双方需要设置一些公共议程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当前中欧关系面临一些挑战，如乌克兰、人权保护、贸易平衡问题。他认为人权具有普遍意义，赞赏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中欧之间有广泛、共同、积极的合作议程，都不接受霸权主义的世界，基于多边主义、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双方可以携手创建更美好的世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赵柯在回应发言中谈到，下午多位专家都提到中欧是人类文明的两大高峰，也都谈到中欧之间紧密的经贸关系。中国也一直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欧关系，欧盟一直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优先方向之一。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德国总理朔尔茨时首次从“全球格局”的角度论述中欧关系，是对中欧关系战略性的最新表述。但正如马识路和罗红波提到的，今日欧洲出现了对华疑虑甚至恐惧情绪，政治层面对中国的定位和对华政策也出现重大调整。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欧洲一些人对中国文明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对中国式现代化有所误解。在这一背景下，探讨中欧文明交流互鉴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中国式现代化和欧洲一体化是中欧各自着眼未来做出的选择，中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支持者，也期待欧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中欧文明交流互鉴将为此提供坚实的人文基础。

　　最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李文堂代表主办方作总结发言。他谈到，与会嘉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深入探讨了中欧文明交流，这两个维度相互融通，因为文明问题既关乎人文、价值观、思想观念，也关乎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经济交往和技术进步等，这是一种全方位的交流互动。中欧文明之间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上，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差别，我们需要冷静地、理性地处理彼此的分歧。中国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规则体系，这一立场非常明确，但是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的方式上，也会有文化或思维方式不同。我们对人权问题的理解，既涉及原则理念，也涉及历史经验。对什么是原则性问题，什么是历史经验问题，都需要放宽文明视野来思考和对话，明确彼此共同之处，辨明差别、缩小差别。为此，我们都需要一种理性与文化上的耐心。中欧之间除了遵从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之外，还要保持密切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特别是智库、学界、媒体和商界的互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良好的、较为稳定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推动全方位的文明交流。（供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