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期表示，国家正推进5G升级和6G技术研究。我国5G技术已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并将继续抢占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制高点。“5G+工业互联网”处于技术突破阶段，在基础设施布局建设、技术应用的渗透领域与应用规模、应用场景和终端产品拓展等诸多方面演进升级。在6G愿景下，跨地域、跨空域、跨海域的“空—天—海—地”一体化网络将被构建，实现真正意义的全球无缝覆盖。

　　面对诱人前景，领先者必有其使命。我国“5G+工业互联网”技术在世界领先，对全球工业信息化发展负有社会责任。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对社会重大关切的响应，将决定技术升级的演化选择和实际效果。

　　经济问题的主要关切从来都有经济和社会两方面。例如，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一书回答的根本问题，就是能否基于个人自利行为，实现国家财富最大化。此后，宏观经济学回答的主要问题，则是能否采取总量调控手段来实现充分就业。这都归结于社会性关切，即不只是考虑个人或企业如何高效率“赚钱”“致富”，而是更关切个人或企业的谋利致富行为能否实现国民财富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

　　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技术演进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一向备受关注，一些现实矛盾也曾使人困惑。例如，机器的普遍使用会不会挤占工人的就业机会，导致更多失业？在相信科技进步具有增进社会福利强大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社会效应的复杂性。技术毕竟是工具，市场经济的动力也以工具理性为主导。因此，要以科学思维和理性行为使“工具”最大限度地运用于合意、积极的取向，避免或限制其代价与风险。

　　工业技术同样有两方面取向：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经济效应表现为具有工具理性性质，促进生产力提高，主要贡献于增进间接福利，即交换价值；社会效应表现为民众可以获得的直接福利，即使用价值。前者有很强的利益激励效应，但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后者有广泛的利益共享效应，但可能导致创新激励不足。实践中，如果两者能够互动融洽，相得益彰，就能有效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5G+工业互联网”是当代工业技术进步的关键之一，必然要直面上述深刻关系。该技术的升级可以赋能众多产业部门和行业领域，促进生产力普遍提高，同时增加经济效益，孕育龙头企业，增强资本实力，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该技术的普及还能促使知识共享、技能平民化，只要具有一般知识水平就可以运用高技术设备。还有不少新就业岗位被创造出来，例如快递业、网约车行业等广泛发展，吸纳了众多从业者。

　　工业技术升级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价格平民化，即使是高科技产品也可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例如，尽管移动手机使用的技术高端，但几乎人人有条件使用。又如，汽车越来越自动化、信息化，即便应用“5G+”技术，也拥有一般家庭可以承受的价格水平。拥有支付能力，就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为高技术产品发展提供市场条件。普及性、大众化，是工业技术升级的亲社会表现。高技术增进了民众福利，反之，高技术也需要民众来“养活”“养壮”。如果超越支付能力，不能形成大众消费，就难以为技术升级持续供应养分。这是工业化特别是新型工业化时代，技术迭代升级的必由之路。

　　总之，“5G+工业互联网”的技术升级特征突出表现为：一方面，吸引更多资本投入、更多企业参与，推动技术进步，形成产能及盈利模式。另一方面，使“5G+工业互联网”技术融入更多工业、交通、服务等领域，特别是向能够直接惠及民生的领域推进，例如医疗、教育、养老等。越是民生福利供应不足的领域，“5G+工业互联网”就越有用武之地，通过颠覆性技术变革，使全民共享。

　　需指出的是，“5G+工业互联网”的升级取向还要关切国情现实。我国经济总规模巨大，国力强盛，但人均收入水平不算高，仍属发展中国家。因此，工业技术升级更应体现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战略权衡和路径选择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