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与话语传播”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第一届文化强国高端论坛在京举行

　　9月24日，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文史教研部共同主办的第一届文化强国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宣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以“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与话语传播”为主题，深入探讨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立足中华文明深化中国道路的学理建构，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谢春涛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受邀出席并致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李毅，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曲莹璞，新华社原副社长严文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长兼文史部主任李文堂主持论坛第一单元并作总结。与会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文明比较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交流互鉴与话语创新、国际传播与中国叙事体系建构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

　　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华社、中国日报社、中国外文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河南省文旅厅、东方出版社等单位的部分领导、专家、学者等参加会议。《文史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政治学》《现代传播》《国外社会科学前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行政管理改革》，以及中国日报社、光明网、中国网、澎湃新闻、观察者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刊物媒体记者受邀参会。线上线下共100余人参会。

　　

第一单元：致辞与主旨演讲

谢春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谢春涛在致辞中首先介绍了成立两个研究中心并举办文化强国论坛的背景。他指出，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以及加强与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委前不久决定成立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挂靠在文史教研部，组织全校跨部门力量加强研究，同时加强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他结合本届论坛主题，对两个“中心”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第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立足中华文明深化中国道路的学理研究，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第二，要加快建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第三，要锤炼一批思想性学术通才，形成一支具有跨学科、跨文明交流能力的人才队伍。

高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高翔在致辞中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对两个“中心”的成立热烈祝贺，表示将全力支持两个中心的建设和发展，携手合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他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的内在联系。他谈了自己三点理解：第一，一脉相承、积淀深厚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源，铸就了独特的思想理念、文化基因，是我们历史自信的底气；第二，中国道路厚积于中华文明的历史，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历史道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形态所决定；第三，在传承历史中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

李毅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李毅副校（院）长在主旨演讲中认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丰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性认识的一个新提升，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一个重要思想标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其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反映，更是其思想丰富发展的标志；其二，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责任和担当；其三，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强化了民族复兴必然伴随的文化复兴的自觉；其四，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资源。

王学典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作了题为《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一个超大型国家的治理》的主旨演讲。他具体分析了中国的特点，认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国家，驾驭这样的国家，必须依赖一种有组织的力量，维护大一统局面；而20世纪中国的重大任务，就是重建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这种重建在中国共产党手里才得以完成，党的领导作为一项国家根本制度确立下来。这一点，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历史就理解不了。大一统观念源自儒家思想，其社会治理理论有三大遗产，今天仍有特殊意义，一是贤能政治，选贤任能；二是道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相通之处；三是儒家的天下主义，强调天下为公。同时，也需要正视儒家社会理论的局限性，如皇权制衡、个人权利保护较弱，因此儒家思想需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曲莹璞

　　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曲莹璞作了题为《坚定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与话语传播需要弘扬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的和平观，讲好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建设者故事；弘扬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观，讲好中国始终做国际秩序维护者故事；弘扬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发展观，讲好中国始终做全球发展贡献者故事；弘扬平等包容交流互鉴的多元文明观，讲好中国始终做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者的故事。

严文斌

　　新华社原副社长严文斌在题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叙事体系构建》的主旨演讲中，提出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四点建议：一是把准中国发展的时与势，坚持中国叙事的破与立，构建中国故事的根与魂；二是打造中国叙事标签，建设为世界共知、共情到共识共享的话语体系，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三是秉承全球发展倡议，建立基于中华文化、中国发展的中国版叙事体系；四是设置议题，提炼概念，瞄准最佳节点，敢说、快说、会说，实现中国叙事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出击转变。　　

第二单元：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

　　曹卫东

张军

　　上午的会议研讨由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卫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主任张军共同主持。

汪晖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教授在题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的发言中指出，为了理解中国道路，必须结合5000年的文明历史，并由此思考20世纪发生的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文明史之间的关系。理解20世纪的中国有两个特殊前提，一是在20世纪的动荡当中，中国变成了唯一保持原有地域人口及其历史连续性的文明，因此要把革命变革和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当成一个问题给出辩证解释；二是90年代中国在维持政治基本结构的连续性的条件下实行深刻的经济改革，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变革与连续的辩证关系。另外，不把中国放在整个19、20世纪的世界性的剧变当中，就看不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在20世纪资本主义边缘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中，中国革命是最重要、最深刻和最广阔的革命，对全球史影响深远，没有世界史的叙事框架，就无法给出中国文明史与中国道路的新解释。

黄平

　　中国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研究员在线上做了题为《中国道路的连续性》的发言。他指出，讨论中国道路的连续性问题，要处理好应然与实然的关系问题。通常，我们是从应然去看待实然，但亦可从实然中理解某种应然。实然层面而言，文明史的延续性本身就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事实正当性。中国道路是从40多年改革开放、70多年建设与探索、100多年的建党史、1840年以来的反帝反殖民与国际共运史，乃至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中走出来的。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构成了中国道路的一大特色，这与欧洲现代性截然不同。但应然层面也需要回答，避免昨日如此未来必然如此的问题，要从中国思想、中国理性、中国制度等维度来回答中国道路为什么能延续、怎样能延续、为什么合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等问题。

李怀印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李怀印教授通过连线分享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迷思与现代国家形成的中国路径》。他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迷思”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把现代国家形成的欧洲经验视为唯一正确道路，从帝国裂变为众多民族国家才能体现“民族主权”原则；其次，认为只有一人一票的代议制民主才是“人民主权”原则的真正体现。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中国体量之“大”和中国结构之“强”，进而忽视了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性和连续性。他强调说，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并非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而是从前现代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过程，这一过程保持了疆域、人口与族群的连续性，体现了中国体量之“大”；同时，现代中国是在解决晚清中央权力下移导致的种种问题过程中通过内部塑造强大政治认同、建立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力量而形成的“强国家”，体现了中国结构之“强”。因此，要正确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就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思维，回到中国数百年来的历史实际中寻找答案。

谢茂松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科技部新型举国体制战略专家组成员谢茂松，他的发言题目是《贯通古今中西马：中华文明和中国道路的基本问题》。他强调了对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之间的关系需要有一种“整全性”的理解，并提出了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的基本框架、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包括：中国道路贯通古今中西马，具有“道”、“道统”的文明原理普遍性；中国文明的底层结构与“可大可久之道”；中、西政教比较；中国道路对中国文明在价值与制度上的继承与创新，以及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型政党等。

吴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主任、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史学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吴英研究员在题为《马克思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的发言中，从文明史的书写方式入手，扼要分析了现存书写方式的缺陷以及恰切的应对之策。他认为文明史的书写应该具有世界史的视野和比较的眼光，努力吸取西方文明史写作的教训，突出中国人的写作主体地位，要体现中国的历史观、价值观，体现我们的身份意识。这就要求着眼点和切入点的转换：文明史的书写应该以“人民”为着眼点，而不是从“资本”切入。这同时意味着，我们要处理好书写方式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运用好唯物史观书写我们的文明史。

江林昌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林昌教授在线上做了题为《环地中海与环太平洋：古代世界的两种文明形态》的主题发言。他从地理环境和气候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古希腊文明的“突破性”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这两种文明形态的不同特性。其中，古希腊文明具有环地中海的特性，而中华文明则具有环太平洋的特色。张光直先生曾说，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晰有力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法则，这种法则可能代表了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文化法则，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他引用张光直这一观点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结论，即正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古希腊、古罗马的材料所总结归纳出的文明理论可以适用环地中海古代诸文明形态一样，根据中国古代的材料总结归纳的文明理论，同样可以适用于环太平洋古代诸文明形态。

任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政治学》主编、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任锋做了题为《重新认识治体论传统：〈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百年孤独”》的发言。他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一百年之际，提醒我们从两个角度关注这本书对于我们自主知识体系建立所具有的意义：一是文明与国家的角度，梁启超对西方文明与国家竞争有反思，强调中国文明的使命与世界主义；另一个就是立国思想家与共和语境中的治体论问题，梁启超对晚清以来过于注重政治体制移植也有所反思，而强调多维政治主体、政治价值、礼治与大一统的作用。综合分析这两个角度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思考现代中国的政治道路，思考我们政治秩序的根源与出路。

王博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博教授在题为《秩序问题与中国哲学》的线上发言中，强调了秩序问题之于中国哲学的根本意义，以及由此所揭示出的历史中国的文化特征。古典时代的精神成就体现在五经，五经皆围绕秩序问题，但各有侧重。礼崩乐坏之后，重建秩序的思考开启了中国的哲学时代，也让秩序问题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在儒家那里，出现了从天赐的秩序变而为生于人的秩序这一根本性转向，人也随之成为最核心的问题。儒家哲学以人和合乎人的秩序为中心，以人的生活世界尤其是伦理世界和政治世界为中心，从而建立起秩序形上学。但同时这种秩序又从未离开过天的向度，中国哲学的基本形态是天人之学，而不是单纯的人学。以人为中心的秩序思考让天在人的视角下获得了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新的理解。

　　在上午的最后研讨中，李文堂教育长提出了李毅校（院）长也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午多位学者都不约而同谈到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剧变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连续性与剧变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他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书写中华文明史、讲述中国故事，从而形成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问题。

　　他进一步阐释说，几大文明都有其基本秩序，沃格林《秩序与历史》专门谈到这种基本秩序与历史变迁的关系，刚才王博教授也从哲学上讨论了儒家的秩序观。在中华文明基本秩序中，王学典教授谈到的大一统秩序、李怀印教授谈到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等，构成了中华文明基本政治秩序的某些面相，即使晚清也以弱权威方式基本守住了超大规模的人口、疆域的国家形态。但这个治理模式在殖民主义入侵与现代化过程中有一个动摇与重建，而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的社会动员重建了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他说，这也是汪晖教授多年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全新的政党动员，用新文化、人民性重建文明秩序，从而完成超大规模的国家治理，因此他请汪晖教授对这个问题进行回应。

　　汪晖教授回应说，刚才几位教授如李怀印教授都谈到了政治整合问题，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政治整合大体存在三种主要的模式。一条道路是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西方近代民主的模式。但在大部分王朝制国家这种整合都不成功，这个过程多半都和政治分裂发生关联，因为政党政治与各种利益集团、地方势力、族群分离发生关联。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王朝制国家在面临分裂局面的时候，都会重新诉诸于中央权力的集中，如袁世凯那样，这就产生了第二种模式，就是将政治整合变成国家整合，完全用行政权来包容整个体制，这正是近代国家主义的路径。但这个过程也不成功。第三种模式是中国革命的路径，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形成由下至上、由上而下互动的持续性变动过程。这个革命秩序一直渗透到所有的基层细胞中。这个道路的形成从中国共产党进入乡村开始，通过土地革命的过程进行政治再整合。他说，我过去曾用“人民战争”这个词来表达这种整合，但这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因为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政治动员、经济改革、国家建设、社会组织的过程，几乎所有这些过程都在高度动员的进程中完成。他认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都是在一次大的革命变动当中建立国家，而中国的国家建设即发生在革命的长期过程中。秩序的生长与革命进程持续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具有草根性和基础性，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深入地把秩序建立在最基础的社会细胞中，所以它确实是社会革命，这个社会革命同时滋生了新秩序。这是当年的知识分子难以理解的，如梁漱溟，因此，我们不能离开革命进程去谈秩序的重建，而要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现代中国的剧变与连续性的关系，去思考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　　

第三单元 文明交流与话语传播

　　董青

高祖贵

　　下午的会议研讨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部主任董青、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高祖贵主持。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强世功在《“跨文明”与“新边疆”——以边疆作为方法》的发言中指出，今天学术界的区域研究基本上延续了西方学术界的东方学与帝国研究传统，形成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我们与他者，尤其是西方与东方的基本范式。这种帝国-边疆范式最终形成帝国-文明的自我中心主义。中国的区域研究应以具有全球视野的“新天下主义”来批判西方的帝国-文明中心主义，以边疆作为方法，重视边疆的“能动性”，把边疆视为跨文明视野中“能动的边疆”；重视边疆的“居间性”，将其视为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包容、学习和吸纳的居间区域；重视边疆的“革命性”，将之视为摧毁中心的革命性力量。最后，他强调要将文明视为有待创造生成的“未成之物”，以自由创造的精神力量作为文明形成、变革和发展的源头活水。

李希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常务副院长李希光教授在《新形势的认识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言中指出，西方现代性建立在文明等级之上。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打着启蒙和文明的旗帜入侵别国，对人类几千年的优秀文明进行“知识清洗”，否认其他文明的政治合法性和知识合法性。这种过时的文明形态叙事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混乱。中国应深化与欧亚大陆和世界上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的跨文明合作与对话，超越近现代以来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制造的狭隘落后的意识形态，通过非西方国家的思想家、学界和媒体的共同努力，让西方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失去吸引力，用我们的思想来取代西方殖民者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思想。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就超越了北大西洋主义的东西方文明二元对立的陈旧叙事。

于运全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做了题为《文明交流互鉴与对外话语创新》的发言。他认为，融通中外是对外话语创新的最佳路径、知识体系是对外话语创新的源头活水。文明交流互鉴已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只有以文明多样性为根基，以文明平等性为前提，以文明包容性为动力，以文明交融性为特质，才能在国际对话中实现情感上“共情”，道理上“共通”，价值上“共享”。在具体实践中，可以搭建平台，形成话语创新交流机制；引导讨论，在理性对话中建构话语；增强体验，丰富对外话语创新感知；知己知彼，通过交互让话语创新落到实处等。

曹卫东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曹卫东教授在题为《哈贝马斯的文明交流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的发言中指出，文明交流或者文明溯源必须把握一个普遍有效性要求，即可接受性，这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最基本范畴。今天研究文明根性或者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需要考虑传播内容的可接受性，进一步建构可被接受的理想语言环境。同时，在不同文明间找到交流对话的可能，需要回到轴心时代重新思考西方文化陷入的困境，并借助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这一西方现代性自我反思的革命性力量，与中国古代哲学既具有超越性，又没有堕入二元对立的特性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与超越。在这里恰恰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崭新视域，并对中华文明的根源、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中国道路的现实话语，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

　

杨嵘均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常务副主编杨嵘均在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国际话语传播》的发言中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启动和发展的，也是由中国近现代特殊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汇聚历史、现实、未来三重维度的现代化。我们在国际话语中传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首先要阐释清楚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往往习惯于强调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性、独特性，而忽略展现其普遍性和可学习性。其次要呈现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和协调性特征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一条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符合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和人性解放共同追求的现代化道路。最后，还要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具有世界格局和全球视野的现代化道路。

周勇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勇教授在题为《面向未来的国际传播学科建设》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国际传播学科的未来发展要锚定“以中国为根本，以世界为面向”这一基点，秉持开放的主体性，面向实践界、多学科、国家社会，在多元应用场景（技能）、多学科的综合（智识）、基于中西方文化的底层逻辑（德性）等方面加强学科建设的宽度、厚度和深度。一是拓展“宽度”，以适应多场景、多语种、多层次的多元应用场景的技能培训。二是提升“厚度”，整合国际政治、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促进跨学科融通培养，开启“1+1+N”培养模式（即新闻、外语与其他学科），进行多学科综合的智识培养。三是强化“深度”，从器物层面到观念层面进行德性的养成。

隋岩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现代传播》主编隋岩教授在题为《群体传播：互联网的本质》的发言中指出，互联网的本质属性是传播主体极端多元化的群体聚集性传播。这种群体具有匿名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一方面形塑了社会新的社交方式和社交场景，释放出积极活跃而又具有创造力的社会力量，为传播提供了新的活力与契机。但与此同时，互联网在扩大群体聚集规模的同时，也隐含着强大的情感爆发力，放大了群体心理中的非理性力量，从而强化了传播中的社会风险。

吕新雨

　　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所长吕新雨教授在题为《列宁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发言中认为，俄乌冲突仍然是冷战的延长版，是西方“文明冲突论”逻辑所带来的必然的现实后果。而美国正在打造的新冷战“遏制战略”指向的不仅是后冷战的俄罗斯，更是“共产主义”的中国。中华文明应当是文明互鉴交流的平等主体，社会主义价值观本身正是融通古今内外的人类文明的结果，需要以此为基础，划清与西方文明等级论与冲突论的界限，建立与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与全球南方的反对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重塑从国际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和战略地图——这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

张明新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张明新教授在谈到《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困境与策略》时指出，中国话语具有自身的实践关怀、文化特色和价值追求，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具有世界意义。中国话语不仅着眼于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同时着眼于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当前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困境，首先是主体性意识需要加强。要建构独立自主的、基于中国经验的知识建构和传播体系，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生产、供给、流通和转化能力。其次，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渠道和结构有待优化。中国需要全力打造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立体的传播渠道矩阵，搭建多元的跨文化交流平台。再次，要在全球文明互鉴和知识对话中寻求更大共识。当前中国的国家话语，在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的周密性与解释力方面，还有待提升。要建构更具灵活性和延展性的话语阐释空间，平衡话语表达尺度，优化民间导向的中国话语传播效能。

秦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主任秦露在题为《文明的德性基础与话语建构》的发言中指出，从19世纪以来，由基佐建构出西方追求“代议制”的历史、由阿克顿建构出西方自古追求“自由”的历史、由剑桥学派波考克建构出西方自古就有“公民共和主义”传统，并在美国发扬光大，由此建构出美国政体是当今世界最佳政体的观念。20世纪下半期新雅各宾主义进一步缔造出美国是人类道德和政治领头者的新神话。西方世界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话语权根基于对其文明德性的自我证成，并以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贯穿于西方强大的思想——传媒——政治网络之中。中西关系本质上是西方从根本上无法承认与承受一个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以非西方现代化的方式成功实现现代化，这将使基于普适原则的西方文明价值逐渐坍塌。

　　发言环节结束后，部分现场参会学者向发言学者进行了提问与交流互动。

中央党校科社部刘晨光教授向发言学者提问

中央党校党建部王懂棋教授与发言学者交流

中央党校文史部沈伟鹏副教授提问交流　

第四单元：会议总结

李文堂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育长兼文史部主任李文堂代表主办方做总结发言。他从一个学术思想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两个中心成立的思想背景，指出近年的一系列国际对抗与冲突，凸显了话语权的重要性。他说，中国道路的一些原创性概念提出来，得到广泛传播，但学术话语建构尚未完成，这不仅仅是一个党的理论建设问题，更是一个学术支撑问题、教育问题、艺术生产与传播问题等，一句话，文化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五四以来的西方知识体系、话语体系进行了反思，既反右也反“左”的“洋教条”，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强调历史与社会内部的动力，强调党的历史主体性与主动性。今天，我们党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进一步认识到我们的道路、话语体系要植根于我们的文明母体，一方面要面对国际话语权博弈，同时要完成内部的思想重建。只有产生一大批有思想的学者、记者、教育家、艺术家、外交官、翻译家等，我们才可能掌握与传播自己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他认为，人文主义、学习理性、经史传统等塑造了以读书人为核心的社会动员模式，使中国的德性政治文明传统不断被激活，对今天的中国道路产生深刻影响，而本届论坛许多学者从不同维度都讨论到了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性、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传播艺术，内容非常丰富，达到本届论坛预期目的，将来再组织进一步交流，深入探讨，推动构建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