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 言

　　当今世界，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凸显，世界经济复苏脆弱乏力。在新的十字路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

　　要解决世界经济的诸多难题，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合作，大国尤其需要承担应尽的责任。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本应携手国际社会承担起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开创人类共同未来的责任。然而，多年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内治理失策，导致国内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集中爆发；对外漠视国际责任，放任自身宏观政策造成负面外溢效应，沉湎一己私利在全球制造动荡，成为破坏世界经济稳定与秩序、制造世界经济动荡的源头。

　　通胀高企 骑虎难下

　　目前，美国正面临40年来最严峻的通胀，笼罩着滞胀的阴影。

　　去年以来，美国物价持续攀升，通胀之势难遏。今年5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8.6%，涨幅创1981年12月以来最大值。《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在4月下旬联合发起的民调显示，高达94%的美国人对通胀感到担忧，其中44%的美国人感到十分沮丧。美国总统拜登称通胀“高得令人无法接受”。

　　物价高企的同时，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降1.5%。这是2020年二季度以来美国经济首次萎缩，与市场预期的“温和增长”相去甚远。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暴发后，美联储迅速实施零利率加无限量化宽松政策。2年内相继出台4份大规模支出法案刺激经济，总规模达6.3万亿美元，力度之大、频率之高历史罕见。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2021年2月撰文称，美国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可能引发“一代人未曾见过的通胀压力”，需快速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以应对。

　　快速政策调整尚未落实，通胀势头已难遏制。

　　2021年5月，在物价出现明显抬头的情况下，美联储却不断释放“通胀暂时论”信号，声称物价高是因为供应链不畅，只要解决了劳动力供应等问题，通胀就会迎刃而解。然而，经济运行自有其规律，并不会遵循美国货币当局的一厢情愿。通胀愈演愈烈，连续创40年新高，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也站上了历史高位。

　　加息，乃至采取更加激进的收缩货币政策，成为美联储习惯性选择。

　　今年3月16日，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25个基点，正式开启货币紧缩周期。5月4日，美联储宣布加息50个基点，6月15日宣布再次加息75个基点，从6月1日起缩减规模近9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以“迅速采取行动使通胀回落”。

　　市场普遍认为，要使通胀实质性消退，当前的紧缩力度远远不够。但是，美国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已成骑虎难下之势。经济增长动力日渐不足，大幅激进加息对本就前景不明的经济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在美联储5月4日宣布加息次日，纳斯达克以近5%的剧烈下挫表明了资本市场的态度。

　　种种信号让市场开始普遍担忧，美国很可能重现20世纪70年代滞胀困局。彼时，美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并存的经济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认为，“这种持续震荡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遭遇‘类似于1970年代经历的那种情况’”。甚至有分析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的困局与50年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悲观情绪在蔓延。多家研究机构近期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警告未来一两年内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高盛集团把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2.6%下调至2.4%、明年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6%，认为一两年内经济衰退的概率为30%。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把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5%、明年增长预期从0.4%下调至负0.5%，并表示美国经济正进入下行周期，将难以避免某种程度的经济衰退。

　　顽瘴痼疾 积重难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前的美国经济困局，源于长期以来美国经济痼疾缠身。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只不过是美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加速爆发的“催化剂”。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对其国内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逐步转移至国外，大力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利用其科技优势等，逐渐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的消费型经济格局。

　　1974年“石油美元”体系建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流动性基本上由美元承担，美国形成了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不断利用美元国际“硬通货”地位弥补其国内生产不足的局面。为实现最大限度盈利，美国的跨国公司把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转移降低成本、扩大市场，提高资本的获利空间。同时，消费支出常年占GDP的70%左右，导致储蓄率低、债务增长与通胀如影随形。

　　与制造业迁徙和“石油美元”体系建立相伴的是，制造业逐渐空心化和金融业急剧扩张，美国经济虚拟化特征愈加明显——

　　一方面，国内大企业不断合并扩张，小规模生产者逐步被淘汰，农业人口逐步减少，制造业蓝领工人持续流向服务业，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国外。从20世纪中期开始，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如今已降至11%左右，从业人口也降至不足10%。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资本避开利润率较低的实体经济部门，投向金融领域。为应对周期性金融危机，美联储频繁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动辄买入上千亿甚至万亿美元的国债。特别是2007年次贷危机以及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暴发后，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速了金融服务业扩张。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0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80%，包括金融业、房地产、法律服务等。

　　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抑制了经济增速的上升，且使自然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低利率水平又往往刺激通胀加剧。同时，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妨碍了市场出清，导致“僵尸企业”占用过多资源，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造成挤出效应，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疫情暴发后，在超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下，美国消费虽然迅速提振，但需求侧过热更映衬出制造业萎缩导致的供给能力不足，进而抬升通胀水平。

　　虽然依托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美国享受到“全球生产、美国消费”的红利，但也埋下了制造业衰落和通胀问题的种子。这种经济格局加之长期无节制的宽松政策，最终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催化”之下形成了如今的高通胀局面。

　　美国当局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些机制性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先后试图推行“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回流计划”等经济转型措施，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

　　美国国内体制自我纠错、自我革新动力逐渐丧失。一方面，对依靠货币政策的增长路径形成依赖，习惯用印钞和发债解决问题。数十年来无节制地提高国内债务上限，近年呈现加速态势。目前，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超30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GDP的比重约130%。疫情暴发以来，债务总额增加约7万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债务增长最快的时期。债务高企局面也极大限制了美国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近年来美国政治越发极化，纠错机制愈加失灵，两党争斗甚至达到“为反对而反对”的地步。反映在经济领域，便是美国政府对推行结构性改革即便有心也无力。

　　此外，在传统制造业萎缩和金融业扩张等因素影响下，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美智库政策研究院报告称，1990年至2021年，美国亿万富翁的总体财富增长了19倍，而同期中位数财富只增加了5.37%。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美国社会撕裂程度加深，加剧了政治极化。2021年1月，美国发生震惊全球的国会山事件。

　　掣肘重重，困难太大，让美国当局没有足够的意愿、信心和能力推行结构性改革。印钞和举债成为摆脱经济困局甚至制造“经济繁荣”为数不多的路径选择，逐渐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不足、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也引发了如今40年未见的高通胀。

　　政策调整 自私任性

　　美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元是全球主要国际货币，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具有巨大外溢效应，是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每次大幅调整，往往引发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动荡。在美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时，大量资金流入新兴市场，诱使其大量借贷美债，吹大资产泡沫。当美国开启紧缩政策，则给新兴市场国家造成资金外流压力，引发汇率动荡、泡沫破裂，甚至导致债务违约。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多国因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外溢效应，形成对流入外资的高度依赖，投资者为寻求更高收益率而大规模进入新兴市场。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于2013年5月份暗示，美联储可能很快放慢购债步伐，引起市场恐慌并导致新兴市场出现资本外逃浪潮，股、债、汇市普遍走弱，迫使相关国家央行加息以抑制资本外流，继而付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惨痛代价。

　　如今，相似的情节再度出现，而区别在于美国此次宽松体量前所未有。

　　2020年美国为应对疫情，启动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水漫灌”不但导致国内通胀高企，而且引发消费品和工业品在全球范围内价格飙升。全球性通胀对发展中国家和底层民众的伤害尤甚，导致其国家财富被掠夺，民众生活压力陡升。此后，美联储对紧缩预期管理失序，政策转向突然，超出市场预期，进而引发对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广泛担忧。

　　目前，中低收入国家外债余额已达8.7万亿美元，过去10年其外债增速超过国民总收入和出口增速。今明两年，许多新兴经济体将进入债务偿还高峰期。在美联储加息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紧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债务成本将大幅上升，获得新信贷的难度也明显增加，偿债压力加大，债务违约风险加剧。

　　受美国政策转向影响，不少国家加入加息行列，让全球经济金融环境进一步收紧。加拿大央行6月1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1.5%；6月16日，英国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这是2009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报告指出，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将成为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重要风险。在缺乏有效政策沟通情况下，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复苏明显放缓。

　　众多国际组织近期纷纷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6%，较上次预测再度下调0.8个百分点。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2年全球商品贸易量仅增长3.0%，低于之前预测的4.7%，而2021年为9.8%。更令人担忧的是，美联储大幅加息一旦刺破美国股市、楼市和信贷市场泡沫，将给世界经济带来难以预估的严重后果。

　　经贸霸凌 损人害己

　　为摆脱经济困局，转移国内矛盾，维护其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美国频用制裁手段，滥施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挑动地缘冲突，扰乱了以资源优化配置为导向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和伤害。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全球供应链出现的局部断裂和运转停滞，与贸易保护主义升温致使国际经贸合作受阻、对产业链造成干扰相伴而生。

　　在特朗普政府挑起经贸摩擦的同时期，全球贸易增速由2017年的4.7%降至2018年的3%，2019年近乎停止增长；全球经济增速由2018年的3.7%下降为2019年的2.3%。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美国与其他国家不断加剧的经贸摩擦定性为世界经济的下行风险。

　　特朗普政府限制高科技产业对华投资合作，强迫一些企业回流美国本土，或迁移到其他地区。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但没有“纠偏”，反而出台一系列新的打压措施，扩大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进一步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连锁负面效应。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径导致跨国企业在进行新投资时，不得不考虑提升的关税成本以及非关税壁垒影响，由此改变在世界范围的投资布局，甚至将现有厂址搬离，使多年形成的高效供应链产业链受到损害。这违背了跨国公司优化资源配置的初衷。新的产业链形成需要依赖高效的物流体系、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配套产业等因素，往往要经历数年且难度很大。企业将为此付出巨大成本，相关投资因此受到抑制，从而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形成恶性循环。

　　近年来，美国的“长臂管辖”范围不断扩张，肆意推进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涉及对外贸易、出口管制、金融证券、反垄断、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有数据显示，通过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实行“长臂管辖”，美国近10年来攫取的罚款额高达3400亿美元。

　　轻易获得的巨大利益让美国变本加厉。仅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就累计实施逾3900项制裁措施，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截至2021财年，美国净制裁实体和个人高达9421个。这些做法损害了核心产业供应链的稳定性，引发了全球价值链的动荡。当前困扰全球的“芯片荒”、航运受阻、物流不畅等问题，无不与此高度关联。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裹挟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无差别无底线制裁，中断对俄正常贸易关系，割断俄与全球金融系统联系。俄罗斯是油气能源、粮食、化肥及金属等资源出口大国，对其制裁无异于限制全球资源贸易，严重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引发国际能源、金属和粮食等价格暴涨，进一步推升全球通胀。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美国向全球输出价值观的华丽辞藻。讽刺的是，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发达经济体，长期把控全球经济和金融，却利用霸权将本国利益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当前，美国自身政策造成的全球通胀、产业链供应链受阻等恶果日益显现，各国应警惕由此带来的风险。对美国而言，肆无忌惮地破坏世界经济秩序，势必不断反噬美元霸权，动摇其经济根基。借用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台词来形容，“那些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为结局”。（郭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