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桑百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

　　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如何对待对外开放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给出了符合时代潮流和经济发展规律的明确答案，即“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的要求。2021年10月14日，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继续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坚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全球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重申：“中国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方向不会变，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永远不会关上！”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利益。

　　什么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包括实体经济和经济制度两个层面。实体经济层面指商品、服务和要素跨境流动的规模更大、质量更高；经济制度层面指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更高，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公平、透明、可预期。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具有较大的贸易规模、国际投资规模。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而言，如果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规模小，在全球贸易、投资中占比低，则表明贸易投资的开放度低，这样就难以称为高水平开放。在较大规模的基础上，贸易投资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如果贸易投资波动大，缺乏稳定性，不仅表明受国际市场影响大，自主驾驭国际贸易投资能力弱，而且国际贸易投资的较大波动还会冲击国民经济运行。同时，还要保持进出口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对平衡。如果贸易顺差过大，容易产生贸易摩擦，不利于出口企业长远发展；如果逆差过大，进口挤占国内市场，会影响国内企业正常经营。如果资本净流出规模过大，国内投资乏力，容易招致产业空心化；如果资本净流入规模过大，国内投资市场过度竞争，容易挤出国内投资，不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提升国际贸易投资质量。要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高附加值、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占比不断上升，能够分享全球价值链高端收益。要从吸收外资大国转向双向投资大国强国，外商投资结构应与新发展理念相契合，高端制造、高技术服务领域外商投资比重须不断提高，提升对外投资效益，涌现出更多在全球配置资源、掌控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跨国公司。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核心是制度性开放，对标先进国际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国际经济格局加速重构中，以“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为立足点的国际经贸规则，逐步被更多国家所接受，代表了先进国际经贸规则的演变方向。更高水平开放就是要实现关税水平降低，通关便捷高效，经济政策措施透明、可预期，营商环境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市场主体公平有序竞争，知识产权保护严格有度，开放支持政策合法合规，国际国内经济循环畅通，风险防范安全可控，高水平开放与安全保障制度衔接协同。

　　为什么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筑新发展格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都离不开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新发展阶段需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后，我国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的成功道路，创造了经济持续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步入新时代，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要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只有全方位提高开放水平，进一步释放开放促改革的功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培育并巩固制度优势，才能更快推动要素低廉的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世界创造中心转变、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吸收外资大国向双向投资大国强国转变、国际经贸规则的接受者向参与制定者转变、全球经济治理的参加者向重要贡献者转变，广泛利用世界市场和全球优质要素资源，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需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重申“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只有在更高水平开放中，为高质量外商投资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推动形成适宜创新的制度条件，才能吸引更多技术管理先进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产生更多技术知识溢出效应，带动内资企业创新发展；只有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增进外贸质量和效率，提升外贸综合竞争力，才能实现外贸推动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高水平建设“一带一路”理念，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使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和沿边地区从开放末梢变为开放前沿，通过开放带动落后地区发展，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倡导在开放合作中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在更高水平开放中，通过引进气候友好型技术，吸收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外商投资，发展绿色贸易和绿色产业，有助于带动经济绿色发展。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提高，更多优质外商投资涌入能够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个人收入，外资企业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参加公益事业，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提高，贸易规模扩大质量提升，贸易能力促进和贸易救助制度逐步完善，有助于广大社会公众分享对外贸易发展的红利，带动共享发展。

　　新发展格局需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只有更高水平开放，跟踪高标准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大胆探索创新，建立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进改革，才能更快打通生产关系各环节的堵点，为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保障；只有更高水平开放，广泛利用全球资源，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全社会收入水平，才能推动扩大内需，并在扩大开放中释放国内大市场优势，为外商投资、进出口贸易带来更多机会，更好实现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互动；只有更高水平开放，强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才能稳定提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建立安全可控的供应链体系，在外部供应链重构中增强我国的自主性；只有更高水平开放，广泛吸收聚集国内外优秀人才、先进技术、领先企业、先进制造和服务、管理知识和信息等高端资源，加强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在开放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更快建立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突破卡脖子技术。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新世纪以来，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重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成长，世界多极化态势明显，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经贸规则趋于碎片化，叠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贸易摩擦冲突上升，世界经济波动加剧，国际环境更趋复杂。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支持经济全球化、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实际行动，能够为世界经济恢复发展注入信心和动力，也是营造友好外部环境、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我国经济稳健成长、维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头的理性抉择。

　　如何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建设国际贸易强国。在继续发掘传统比较优势，巩固国际货物贸易大国地位的同时，做好外贸优势转化衔接，培育新竞争优势，优化外贸结构。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外贸，优化数字货物贸易发展环境，鼓励发展新贸易模式、新贸易业态，形成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占据全球或区域价值链高端的全球性公司，推动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促进高附加值中间产品和高端零部件出口，从低附加值出口产品为主向高附加值出口产品为主转化，从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为主转化，从世界加工工厂向世界中间产品供应基地转变。继续扩大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提升进口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需要之间的契合度。进一步简化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培育服务贸易市场主体和龙头企业，打造“中国服务”品牌，扩大服务出口，缩小服务贸易逆差。

　　二是提升双向投资质量。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持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条件，稳定外商投资预期，不断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巩固外商投资大国地位。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提升外商投资质量，鼓励有利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外商投资。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利用大市场优势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推动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利用外商投资衔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支持技术逆向溢出效应明显的对外投资，以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支持能够整合外部资源、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地位的对外投资，促进国内外产业协同。

　　三是升级开放区域平台。以特殊经济区为重点，强化制度创新，提升开放引领改革发展作用，释放高质量发展示范效应。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作用，完善制度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率先构建起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公平竞争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体系，建立安全可控为核心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具有较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及时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带动全国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借鉴国际高标准自贸港经验，推动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集成创新，完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衔接配套的法律体系，构建商品、服务、要素自由便捷、安全有序流动的制度体系，与2025年后全岛封关运作、实行零关税对接，为实现货物贸易“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做好制度准备。推动沿边地区与沿海、沿江、内陆等地区协同开放，打造内地开放新平台，有效对接“一带一路”倡议。

　　四是推进制度改革创新。把协议开放和自主开放结合起来，瞄准国际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对标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做到既“准入”又“准营”，保障不同经济成分公平竞争，建立非歧视的规制体系；构建竞争中性的规制环境，将竞争中性作为促进对外经贸工作的重要原则，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提高政府决策透明度，完善有关透明度的法律法规，落实开放政策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合规审查机制，提升贸易政策合规水平；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制，将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纳入法律体系，建立合理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知识产权制度，平等对待国内外企业、个人及投资者知识产权；提高环境和劳工权益保护标准，强化监察及执法力度。

　　五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积极参加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坚持以规则为基础、共同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主张，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破解全球经济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动高水平“一带一路”建设，帮助提升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能力，缓解经济全球化中国家间利益不平衡矛盾。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促进建立互利共赢、公开透明的数字经济国际规则，推进绿色发展、产业链供应链构建等新议题谈判，推动构建投资便利化多边框架。积极参加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落地，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完善开放风险防范体系，构筑开放安全屏障，有效化解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贸易、投资、产业及供应链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