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讯（记者刘梦甜）2021年10月24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承办的“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与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为深入探讨大变局下中国国家安全与治理的研究与发展问题，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学体系的完善，会议围绕四个单元展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檀有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鸿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杨杭军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金融学院教授郭敏分别主持上述四个单元的讨论。

　　第一单元关于“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讨论中，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于铁军分析了美国国家安全学发展历程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指出美国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在其国内主要大学中都形成了独立的安全研究体系，有独立的研究方法。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执行所长宋德星认为作为新兴的崛起国，中国总体上是在和平运用自身力量。新时代中国大战略的缔造需要把握住三个要点：一是要对安全威胁进行细致界定；二是要对国家利益进行细致划分；三是要对力量运用的后果进行细致的战略评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指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要关注学科边界界定和人才培养两个问题。国家安全学同相关学科的联系需要进行详细界定，培养人才的层次和专业课程的设置也需要开展深入研究。在这方面，美国高校中涉及国家安全专业的相关课程的设置值得我们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宋伟结合位置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秩序地位。在美国深度介入亚太地区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认为，中美战略竞争揭示了人才对于国家安全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我国在人才引进过程中，还缺少法律风险审查和合规评估的经验。因此，要从全局性、战略性的视角来思考人才安全工作，创新高层次人才引进方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从国际法视角分析了安全例外条款的演变及国内法回应，中国在回应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时，需要从法律上对贸易同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进行明确界定。

　　第二单元关于“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国家安全学”的讨论中，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刘雪莲指出，美国在东亚海洋地区推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实质就是利用规则来谴责中国，把中国定义为规则的“破坏者”。为此，中国需要提升自身在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和统筹协调方面的能力，发挥自身优势为未来海洋秩序的构建作出贡献。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人华侨研究院副院长鞠海龙认为，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的重点是强化南海航行自由，增加地区安全威慑。尽管美国构筑的战略同盟并不能对南海地区构成明显的军事威胁，但可以增加该地区的安全压力，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化。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刘丰分析了美国联盟体系的转型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指出美国正在推动联盟向一种网络化模式转型，力图把更多国家带入其主导的联盟体系中。当然，这也导致美国的一些盟友对其政策议题的支持程度有很大弹性。为此，中国也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在是否结盟这个问题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陈小鼎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三个问题，即组织定位模糊限制了供给能力、组织认同度低限制了供给意愿以及组织整合困境限制了公共产品供给成效。因此，需要对接新老成员的利益诉求，强化成员国的组织认同。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李熠煜结合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案例，分析了非政府组织（NGO）在印度地方自治中的作用。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罗英杰则指出，“一带一路”的安全形势相较以往更加复杂。在海上方面，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强化对中国的遏制。在陆上方面，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消失，同时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某些地区也不断凸显。对这一问题，国家安全学可以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单元关于“安全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的讨论中，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庞金友指出，数字安全已经深刻影响到国家安全，无论数据的收集、保存还是使用都存在着风险。一方面，数据泄露威胁到个人乃至国家的安全，另一方面，数字鸿沟也加剧了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不平等。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林利民认为，新冠疫情从物质性和社会性两方面对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疫情的应对充分显示出中国的制度优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魏玲同样结合新冠疫情，指出中国在同东盟的关系中需要加强在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在疫情期间，东盟国家的首要需求是疫情防控，然后是经济复苏。中国可以通过依靠由多元主体构成的专家网络，帮助东盟国家走出疫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认为，拜登政府所谓的“美国回来了”实际上是一句很矛盾的口号，因为他依然在延续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表面上，拜登政府不断宣扬美国遵守国际规范，但在实践中仍然坚持美国优先原则，也同特朗普政府一样顺应国内民粹主义需求，主张调整美国产业链、坚持贸易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熊李力则指出，美国推行逆全球化政策的动因在于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导致出现了大量失去就业机会的劳动阶层。同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逆全球化显得更有底线。

　　第四单元关于“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与安全治理”的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方长平认为中国的周边安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意义，中国可以尝试将区域导向同安全导向相结合，对不同区域采取不同战略，以及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手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周方银也指出美国的介入使中国的周边环境日趋复杂，特别是拜登政府不断试图分化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胡宗山则分析了台海问题对中美竞争的影响，指出台湾当局当前一边倒向美国的做法只会使自身陷于愈发危险的境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高程认为同冷战相比，印太地区在“新冷战”时期并不存在两个对抗性的军事同盟体系。中美两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存在相互分工，并且两国之间也并不存在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从积极的角度看，印太国家大多在中美竞争中保持中立，并且东盟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也更加紧密。疫情期间中国大国责任的彰显与美国领导力的缺位，也让东盟国家重新评估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能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须隆指出，中国的区域安全治理需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原则，其中“可持续”来自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由于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区域安全也包含着深刻的发展内涵。为此，中国需要推进安全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建设，重视可持续发展合作对安全理念、政策及实践的影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高祖贵也认为需要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也要维护国内社会稳定。事实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我国治国理政的不同方面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在发展已经比较完备，而与安全相关的战略机制与法律还比较欠缺的背景下，国家需要大力强化安全体系建设。在二者关系中，发展依然是主要矛盾，也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必由之路。

　　本次研讨会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成立大会暨“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与治理”学术研讨会的组成部分。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智库的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