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再生（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教授）；李鑫涛（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加强政治监督，强化对公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为落实这一要求，我们要深刻认识反腐败工作的政治属性，强化政治监督，保障制度执行，追付腐败政治成本，推进新时代反腐败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厘清腐败政治成本的内涵及其治理意义

　　腐败是腐败分子通过支付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心理成本，滥用职权谋取私人不正当利益的颓废堕落行为，其作为广泛存在于国际社会的一大痼疾，产生的毒副作用极大，根治非常困难。腐败分子在利用公共权力获益的同时，都要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面临一定的风险和压力，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代价。因此，腐败成本是腐败分子为其腐败行为及后果消耗与付出的资源和代价的总和，主要包括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心理成本等等。故有学者认为腐败成本是腐败主体为其腐败行为及产生后果所付出的有形代价（金钱、行政官职等）和无形代价（精神压力、心理负担等）的总和，是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受罚成本的统一。

　　一般而言，腐败成本越低，腐败分子实施腐败行为的动机越大，腐败获益程度就越高。从微观和个体的角度看，这种腐败成本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对腐败问题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腐败行为多具有宏观性、公共性和长期性，是典型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高度重视腐败行为的宏观政治成本和政治后果。

　　基于以往的研究，腐败政治成本可界定为腐败分子为其腐败行为及后果所耗费与付出的政治资源及由腐败行为引发的需由社会、组织或他人承担的政治代价的总和。它既包括腐败分子为达到个人贪腐目的，违规违纪、贪赃枉法所受到的处罚与荣誉受损等微观政治成本，又包括由腐败行为引发的一系列由社会、组织或他人承担的政治代价，可称之为腐败宏观政治成本。

　　目前国内对腐败宏观政治成本的研究尚少。总体看来，腐败宏观政治成本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少数贪腐分子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淡漠，有法不依、有规不循，易造成社会失范，让制度性资源流失、制度优势难以体现，引发制度性政治成本。二是干部选任过程中“用人失察，带病提拔”“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等现象造成结构性人才断层，贪腐分子、“卖官者”以及部分“买官者”可能受到处理，但相关人员的替代成本、机会成本以及由此对党和国家事业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难以补偿，引发组织性政治成本。三是腐败行为多发、群发的地区往往“码头文化”“圈子文化”盛行，部分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破坏了当地政治生态，而政治生态一旦遭到破坏，修复难度大、修复时间长，必然给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持续性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引发意识形态性政治成本。四是一些地区部门行业内潜规则盛行，一些腐败分子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引发群众基础性政治成本。

　　二、把握腐败宏观政治成本的生成逻辑

　　由于腐败问题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共生性等特征，因此腐败宏观政治成本也呈现出宏观性、复杂性和隐蔽性，治理难度较大。

　　制度性政治成本的生成逻辑。制度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在治理过程中党和国家会使用相关政策体系等各种制度资源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精准的、合理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能有效优化治理效果，促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在腐败行为发生时，制度性政治成本会因腐败分子采取的多种路径产生，代表性的有三种：一是利用自身的制度制定权并通过制度实施为个人或集团谋求利益，从而引发严重的群体对立和社会后果；二是利用自身的自由裁量权选择性执行制度，变通行政权力，优亲厚友、损公肥私，损害群众利益；三是无视决策规定、简化决策程序，增加政策执行的主观随意性，谋取资源和利益。

　　当这种腐败行为发生时，制度性资源难以发挥功效并大量流失，导致制度的有效性、权威性和公信力下降，腐败分子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非法利益，严重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和公共秩序。同时，这种腐败行为会破坏地方相关公共部门和社会领域的法治，阻碍地方政策落地和制度执行，由此产生的政治资源损失最终由党和国家承担，从而造成整体性制度资源流失，也给各种制度设计和反腐败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带来难度。

　　组织性政治成本的生成逻辑。组织性腐败行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组织内各种类型的用人腐败，使部分公职人员“德”不配位、“能”不配位，无法做到依法行政和廉洁自律，并容易形成腐败同盟。二是一些党员干部因循守旧、失职渎职，造成组织涣散、组织功能弱化，不利于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三是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善做“油滑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面对工作“腾挪闪绕避”，把责任层层下压，或打着“保护干部”和“发展稳定”的幌子，对一些腐败案件能捂则捂、能拖则拖。

　　当组织中发生这些腐败行为时，就会产生组织性政治成本，其表现主要有三种：一是贪官庸官阻碍地区和部门的发展，而发展往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庸人当道、良将闲置，阻碍优秀人才发挥应有的作用。三是腐败官员的替代成本较高，会造成更多的经济社会成本。一名合格的党政领导干部是组织多年培养的结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腐败官员一旦被查处或不正常替代，不仅影响正常的工作安排和进度，也会造成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

　　意识形态性政治成本的生成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从根源上说都是思想上的问题。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因此，党和政府会利用多种途径和方式对公职人员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和引导，以提升其履职尽责、拒腐防变的意识。腐败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理想信念缺失，宗旨意识、服务意识不足，言行举止与党所号召的、上级要求的、人民期待的差距甚大。二是坚持个人中心主义，排斥集体主义原则，腐化堕落、追求享乐，庸政懒政怠政，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作损公肥私、与民争利。三是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造成党员干部的价值观错乱和理想信念不坚定。

　　群众基础性政治成本的生成逻辑。腐败行为严重背离党的群众路线这一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引发群众基础性政治成本，并对党的执政基础造成损害。腐败行为造成的群众基础性政治成本主要表现为对群众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理念和实践的政治认同度，对党的执政的合法性产生质疑；降低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腐败官员在群众面前摆架子耍威风、讲排场比阔气，假公济私、执法不公，给身边群众带来直接困扰和伤害。

　　三、加快构建腐败宏观政治成本的追付路径

　　治理腐败，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坚持精准施策，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和净化政治生态，追付腐败宏观政治成本，根治诱发腐败的“毒素”。

　　强化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和检查考核，压实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责任。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依法依规依纪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捍卫党章、准则、条例等党内法规的权威，构建净化政治生态长效机制。同时，要完善党务、政务、司法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用好政治表现纪实档案，形成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执法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坚决惩治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

　　完善党领导下的监督制度和监督体系，降低腐败的制度性政治成本。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完善上下级反腐败治理协同机制，加强双向沟通机制与渠道建设。健全法规体系，完善同级跨部门间的反腐败治理协同机制，全面推进党领导下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树立腐败宏观政治成本意识，将其内化到相关反腐败治理的组织结构、法律制度、治理模式、运行机制和具体举措之中，加大纪检监察机关的监察和执纪力度，提升其自我约束力，形成反腐败治理工作的价值引领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

　　提升公职人员的治理能力、专业素养、防腐拒变能力，弱化腐败的组织性政治成本。可通过知识讲座、学习沙龙、部门交流等方式，加强公职人员反腐败法律制度培训和业务技能提升；完善公职人员岗位交流制度及容错纠错机制，正确把握公职人员在工作中出现错误的性质和影响，稳妥推动被问责和受处分影响期满、符合有关条件的公职人员被合理使用；注重反腐败工作中高端人才的引入，聘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治理腐败的前沿性、专业性、理性问题进行探讨，减少因施政不当而造成的组织性政治成本。

　　优化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和舆情治理机制，严格控制腐败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成本。拓展和延伸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査办案件的广度和深度，鼓励其树立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强化其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使其能严格按照权限、规则、程序开展工作。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建立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完善正向激励机制，积极引导反腐舆论向着健康、和谐、积极、客观的方向发展。借力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化等新技术，加强舆情的跟踪、反馈和研判，实现对网络舆情信息的及时采集、分析、监控与引导，将监督的关口前移，斩断“围猎”和被“围猎”的利益链条。对各地政治生态进行定期“体检”，严格控制腐败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成本。

　　积极建立腐败治理官民互信机制，减少群众基础性政治成本。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反腐败一手信息，拓宽信访举报渠道，及时回应公众信息需求，并提高政府信息服务的专业性，积极营造良好的反腐败信用环境，进而在持续提升反腐败治理效能的基础上，切实为基层减负。此外，还应对散布虚假消息的媒体、组织、个人等及时进行查处，避免对不明真相的公众造成误导。重视反腐败工作中的公共利益和公众诉求，保护民心资源，形成政府、舆论与公众共同反腐的强大合力。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20M67063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GL138）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