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狄鸿旭

　　受疫情影响，当前农民就业务工、乡村文旅、种养殖业、春耕备耕等涉农领域，都遭受不同程度损失，乡村产业发展存在风险挑战。面对疫情影响，我们必须敢于直面挑战、全面分析风险，在解决矛盾过程中推动事物前进，在转危为机的实践中实现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综合研判，用好惠农利农政策措施

　　突如其来的疫情，从长远看，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潮流中，中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的重要节点。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和各地一系列稳经济、促增长的举措实施，“三农”工作需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结合中央精神和地方实际，结合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和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充分运用政策支持，实现统筹推进。

　　在劳务用工输出和输入重点地区，针对疫情造成的建筑业、制造业等生产行业用工短缺，以及复工复产后可能形成的热点行业、新兴领域用工短缺，双向协调配合，组织务工群体、开展培训引导、实现用工对接，在服务复工复产中推进农民就业。抓紧抓实稻谷、小麦、大豆、玉米、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春耕备耕，结合对重点企业重点行业的帮扶举措，针对原材料供给领域可能出现的需求调整，提升农业对国民经济的保障能力，在粮食安全稳产中惠农利民。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深化疫情防控的区域协作，完善生产、物流、交通、市场等服务保障环节，压缩由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交易成本，培育“菜篮子”区域、地域、县域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在生活物资保障供应中实现农民增收。在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群众组织引导等工作基础上，筹划布局战胜疫情后即将开展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建设。

　　顺势作为，实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结合疫情对社会影响，开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一是尽快对部分产业进行调整。疫情过后，国家将加大对医疗卫生、应急物资等领域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种养殖的方向可以向药材、物资加工原料等领域调整增产。在疫情爆发后，中央要求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这意味着要指导农户，迅速调减如蛇、果子狸等农村特种养殖产业，依法对食用型特色养殖关停，原料加工型养殖调整，并乡村餐饮经营引导向科学绿色饮食方向转变。

　　二是产业建设突出品牌化。疫情期间，我们扩大绿色食品生产销售，引导居民消费。疫情防控强化的互联网购物模式，也进一步凸显了农产品品牌化的重要性。将深入打造地方知名农产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做为农业产业建设重点，通过建立农业示范园、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多种形式，借助“驻点”“对口”等帮扶力量，尽快培育地区农产品优势特色，推动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为农民创造收益。

　　三是因地制宜开拓涉农领域建设。疫情防控中，餐饮服务行业接近停摆，南方乡村文化旅游业受到巨大影响，但是北方大部分地区乡村旅游尚未启动。预计疫情全面控制后，结合春夏季旅游黄金季节的时间期和城乡居民出现的休闲消费扩大趋势，在对旅游服务行业的政策支持下，通过乡村文旅建设的组合拳，推出适合周末短距离出行的乡村旅游优惠措施，吸引城市居民开展周边游、乡村游。

　　在农村文旅基础薄弱的地区，结合当地在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工程建设，创造优化在乡农村劳动力短期务工环境，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多措并举，建设现代化兴农富民模式

　　在疫情防控中，人们的互联网思维进一步深化，农产品接入电商平台，实现互联网销售的模式深入农民心中。借助认识转变有利条件，抓紧推进互联网兴农各项举措，迅速扩大电子商务农村覆盖面，鼓励社会、集体、个体力量参与乡村基层的电商服务站点建设，畅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的双向流通渠道，为全面脱贫后的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关之年，围绕相关任务，财政支农投入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这对引导鼓励工商资本下乡，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在发挥财政资金引领作用下，通过政府合作、服务购买、贷款贴息等方式，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流向农业农村。着重引导资本服务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建设融资，为资本支持企业就近就地建设完善仓储、冷藏、加工等生产要素提供政策支持，支持供销快递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经营创造有利条件，切实优化创新资金投入机制和使用方式。

　　因农业生产环节收益较低，丰产误农、减产伤农现象时有发生。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机制。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保障和资本动力引擎，结合疫情影响所产生的国民经济调整，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多种形式，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综合发挥政策、原料、劳动力等要素优势，将依托农业农村资源的二三产业尽量留在农村，确保农民分享农业产业链延伸的增收收益和就业创业机会，实现产业链兴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