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潘同人

　　进入新时代，我国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状况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变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大学生越来越认同“中国之治”。与此同时，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主要表现形态还是对发展绩效的认同，具有新旧交替的特征。

　　一、当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主要表现形态

　　当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主要表现形态是“绩效认同”，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认同。如果进一步区分认同对象，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对标志性成果的认同，即对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认同。这种政治认同的对象大多与基础设施建设或科技创新有密切的关系，诸如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天宫一号、量子卫星等标志性成果，可以突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教育过程中起到“以小见大”的作用。

　　第二，对绩效数字的认同，即对体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指标和数据的认同。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我国各领域发生沧海桑田式的变化，可以用各种绩效数字精确地表达出来，这种表达形式在教育中往往具有比较强大的说服力，促使大学生对我国的制度优势产生理性认识。

　　第三，对主观感受的认同，即大学生对自身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各种主观感受的认同。政治认同的对象未必是有形的，也未必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主观感受同样可以成为政治认同的源泉。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包括人民群众心理层面的显著变化，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显著增强，就是这种心理变化的直接反映。

　　第四，对发展成就对比的认同，即通过纵向的今昔对比和横向的国际对比而产生的认同。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今昔对比，以及中国在国家治理绩效方面与其他国家的横向对比，都能让大学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效能。这种对比使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建立在更加宏大的时空背景之上。

　　二、大学生政治认同形态转换的内在逻辑

　　进入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具体形态开始从对发展绩效的认同转换为对“中国之治”的认同，即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认同。对发展绩效的认同，建立在各领域、各层次的成就之上。对“中国之治”的认同，建立在成就背后的治国理政深层逻辑之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认同。现阶段，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形态正在发生着结构调整，新旧两种形态的政治认同长期并存，并且相互支撑、相互转化。一方面，认同发展绩效是认同“中国之治”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认同“中国之治”是认同发展绩效的必然升华。

　　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形态转换，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认同发展绩效，通常表现为认同发展的“器物”维度。认同“中国之治”，则是认同“器物”背后的制度因素。如果说认同发展绩效还停留在“是什么”的层次，那么认同“中国之治”已经上升到了“为什么”的层次，大学生开始关注和追问成就背后的原因，也就是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国家是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大学生政治认同形态的转换，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必然过程。

　　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形态转换，体现了从探索尝试到成熟定型的历史逻辑。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从“不争论”到“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方面经历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各方面制度在改革中逐渐形成、完善并固定下来。在思想领域，大学生对我国政治发展的认知也是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他们对我国国家治理的看法也在逐步定型。在这方面，大学生主观世界的发展演变过程与客观世界的改革实践过程是基本一致的。

　　三、推动大学生认同“中国之治”的基本方略

　　推动大学生认同“中国之治”，关键在于加强和创新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此，应该着眼于“中国之治”的宣传教育特点，从学科发展、师资队伍、内容建设、话语体系和方法选择等五个方面采取适当的方略。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要体现“中国之治”的内在要求。“中国之治”的实质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规律，是一门系统性、综合性很强的科学，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博采众长，积极吸收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优秀成果，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要引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积极与其他学科开展交流对话，在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守正创新。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要适应“中国之治”的知识结构。“中国之治”涉及到的知识结构十分复杂，将“中国之治”转化为适合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大学生的教育内容体系，要求教育者具有更加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更加开阔的理论视野。为此，高校要结合本单位实际，调整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资结构，积极为思政课教师搭建培训和进修平台，帮助思政课教师更新和升级知识结构。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设要契合“中国之治”的宣传规律。“中国之治”的优越性不是刻板的宣传，而是实实在在体现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当中的，教育者可以从众多的生活琐事与细节中挖掘出我国国家治理的优势。在选择教育素材时，教育者应该坚持贴近生活的原则，将“中国之治”所包含的宏大叙事嵌入到表现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教育素材当中，以生动亲切的教育内容打动大学生，增强他们对“中国之治”的认同。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要反映“中国之治”的话语特点。话语是内容的载体，要让大学生理解和接受教育内容，必须创新教育话语。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主要围绕着人物、事件、理论和政策四个要素展开。要在教学过程中突出“中国之治”，意味着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中增加制度因素，构建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价值导向的“制度话语”。

　　第五，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要贴近“中国之治”的传播路径。“中国之治”是有关制度发展和制度运作的命题，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大学生理解“中国之治”的难度要高于对其他发展成就的理解。这就决定了对“中国之治”的传播，必须有教育方法方面的创新。教育者应该坚持思辨性与体验性相统一的原则：一方面要通过小范围研讨等方式，增强教育过程的思辨性，以加深大学生对“中国之治”的理解；另一方面要创造各种条件，模拟制度运行，使大学生在体验中学习较为抽象的制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