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传播研究所所长、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洪宇

　　长期以来，美国以传媒自由著称，其享有的自由主义光环与实力雄厚的全球传播力相辅相成，为维系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表面看来，美国传媒推动民主自由, 但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事实上，美国传媒并未超越政治而存在，而是以一种“去政治”的表象, 对内维系权力精英统治下的个人主义民主，对外协助军事-商业复合体实施霸权能力。

　　美国传媒以完全私有、资本控制、高度垄断为特征。表面上看，美国媒体已经摆脱政府管控，但实际上却效力于超越政府边界的大资本与大公司阶层。的确，美国媒体擅于表达精英内部关于治国理政的观念之争与利益之争，也会时不时地反映社会中批判态度与进步立场。但是，在核心价值和关键利益上，媒体舆论与统治阶层及其代理机构协同一致，在复杂动荡的国内外局势中，始终秉持着市场自由主义框架中的统治性价值。

　　凭借舆论多样性的表象，美国传媒将美国塑造为自由主义的终极守望者。但事实上，统治者有意掩盖了市场自由主义在媒体舆论中的统治地位。凭借其塑造的自由主义，美国传媒将美式制度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幻化于无边无形的普世价值。由此，美国传媒对内可以标榜媒介中立，对外独享价值输出的全球传播力，从而推动了以美国模式为蓝本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那么，如何发现美国传媒自由的边界？

　　第一，有限的精英政治光谱。美国传媒善用精英内部的争论摩擦，以此表现媒体舆论的自由、活跃和多元，但当精英内部出现“反叛者”，美国传媒立即成为现存体制的捍卫方。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所遭遇的媒体冷遇，就体现出媒体所能容忍的有限政治光谱。为了解决美国国内的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痛楚，桑德斯试图利用选举机制掌握国家机器，推动其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他的左翼立场在选民中广受欢迎，但却难以在“金元民主”和“资本主义自由”框架内获得赏识，主流媒体早已借助候选人筹款等“非政治”杠杆对其实现了边缘化。

　　第二、市场自由主义的公共议程。在自由主义理想中，传媒应当是促进普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场域。美国传媒尽管在诸如人权问题、宗教自由、身份多样性等个人主义议题上态度开放，但一旦出现挑战美国模式或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质疑，传媒会毫不犹豫地实施系统性、排异性的传播控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遭此不公。在美国，有近数千人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讨伐金融贵族的贪婪不公，抵抗政商合一的系统腐败。美国主流媒体与政府部门一道，将这场社会运动矮化为幼稚表达、愤怒宣泄、反中产阶级、甚至恐怖主义，有效地抵消了这场运动所调用的政治主张和体制批判。

　　第三、隐蔽的舆论操控。国家各个部门早已熟喑公关手段，用更隐蔽、更有效的方式操控媒介舆论，实施国内外协同的政治工程。美国媒体内虽然不乏具有专业良知的新闻与评论部门，但是他们受制于媒体机构的成本逻辑和主流价值，也越来越依靠公关公司获取信息。早在1990年海湾战争前夕，美国当局就借助公关公司“制造”了一场国会听证，捏造“伊拉克部队伤害科威特婴儿”的虚假罪名，并借助《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广泛传播，最终借助舆论发动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也是美国当局借助跨国公关手段，向美国民众输出“萨达姆.侯赛因掌握大规模生化武器”的虚假信息，建立了战争合法性。

　　第四、美国至上主义。美国传媒将市场自由主义及其美式制度预设为国际报道与评论的普遍参照标准。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模式的可信度与普世性遭受重大现实挑战。默多克家族所持有的新闻集团旗下的福克斯新闻网以保守主义著称，其女主播翠西·里根与CGTN刘欣隔空喊话过程中，表达对中国经济、中国政府、中国与世界这一系列问题脸谱化、本质化、片面化评判，所持立场也迎合美国保守派零合思维。而在与刘欣进行连线对话时，翠西虽然没有让修辞上的狂热过多地干扰更为重要的中美关系前景，但美国本位立场依然是她发问的出发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国际秩序已发生深刻变化。随着新兴力量势头增强，各种利益、观念、价值、愿景也在全球传播活动中更强烈地相互作用。这使得各国传媒既有全球传播之功能，又体现内政外交的复杂勾连。因此，我们需要认清美国传媒自由的真实边界和意识形态内核，同时还要鼓励中国传媒选择更高站位，为实现全球意义上的公共性和多样性，推动更为对等、彼此尊重、相互学习的全球对话模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网络治理与中国互联网全球化协同研究》（18AXW009)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