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浩然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理论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今天人们常说的“理论联系实际”，在毛泽东的文章中很难找到与此相一致的标准表述。在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对这个论断的表达也略有不同。比如，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即《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的表述，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或“理论和实际联系”；1945年4月22日，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中，使用的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表述。但无论表述方式如何，作为一种思想最初都呈现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中共党史出版社

　　首次使用“思想路线”的新科学概念

　　从党史上看，科学的思想路线对于党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行动往往会受思想的支配，任何一种实践都是在有目的性的支配下的历史活动。思想路线一旦产生问题，就不会促进合乎历史前进方向的正确实践。

　　整个《反对本本主义》表达的精髓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认为，书本的东西和上级的指示命令不一定完全正确。它们如果符合客观实际，经受得住实践检验，就是正确的；如果不符合客观实际，经受不住实践检验，就可能是错误的。毛泽东在纠正党员干部对上级指示的错误认识时说：“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即使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而“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探索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最早觉醒、旗帜最鲜明的真正理论家就是毛泽东。他率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解决了党内有关根本原则的严重分歧与斗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风。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只有在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完整的定义。”它来自毛泽东的一种信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仅在自身范围内无法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的环境中变得完整，它的普遍规律就必须与描述中国独有特征的特殊“规律”相统一(“结合”)。

　　毛泽东相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使得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善成为可能，并且创造出真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贬损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理论的普遍性地位。正如艾思奇说过的：“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相反地，愈要更能够中国化，就是指愈更能够正确坚决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愈更能创造，就是指愈更能够开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客观讲，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表述的思想路线还不十分成熟，提法也不明确。后来在《实践论》中，他做出了深刻阐释，提法和分析也更科学。如果说《实践论》是本篇，那么可以将《反对本本主义》看成序篇。《实践论》继承发展了《反对本本主义》形成的思想基础，并使之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

　　《实践论》对《反对本本主义》的深化，主要是从哲学上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强调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毛泽东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根据当时的革命斗争环境，毛泽东严肃批评“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知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在有关“现实经验”的认识问题上，毛泽东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哲学观点，“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同时注重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找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理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性。

　　毛泽东形成了系统的认识论观点，其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最核心的方法论原则。

　　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理论联系实际作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所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

　　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毛泽东认为：“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毛泽东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侧重中国实际的同时，正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

　　“理论联系实际”的核心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的核心问题不是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而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具体实践。

　　1985年，邓小平建议“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和广泛普及为重要前提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是指导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强大思想武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是重要的，但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指导方针。正如毛泽东说的，我们“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本本化，当作不可更动的教条。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情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现实和指导实践，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切割现实。”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当中国共产党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往往都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挑战，取得各方面事业的伟大胜利。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在当时来说新的科学观点，纠正了党内错误思想，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篇经典文献不断给中国共产党人以重要的启迪。

　　《反对本本主义》要求我们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与此同时，结合中国的本土实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地全面把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任务，不照抄照搬其他国家所谓的“模式”“典范”，真正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创新成果。

　　毛泽东在历史上一再提醒党内同志，主观主义的空谈和盲动的态度都是有害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具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要能独立自主地从事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此外，必须敢于和善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作斗争，在思想和制度上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追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开端，能够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

　　——本文选自徐浩然著《改造我们的世界：从闽西苏维埃运动看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1929-1933）》，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