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米歇尔•希尔姆斯（Michele Hilmes）的《仅仅连结：美国广播电视文化史》（Only Connect: Cultural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S）为这种描绘式的广电史书写树立了范本，该书认为，“历史就是关于制造连结”，在媒介、政治、经济间制造连结，在历史的不同参与主体间制造连结，甚至在历史书写者和阅读者之间制造连结。希尔姆斯将美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历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在介绍每个阶段时，以“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开头，对该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全景式的呈现，以“社会话语”（social discourse）作结，对该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与广播电视的连结进行描绘。与《美国广电文化史》类似，常江博士的《电视史》也是通过这一纵一横的脉络展开了中国电视的全景画卷。

三、 从业者和书写者：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叙事

对人群——包括电视的政策制定者、机构管理者、节目生产者和观看者以及作者本人——的关注是本书的一大特征。这也正体现了作者以话语分析平衡政治经济学、以主体能动性中和结构的努力。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认为，“（历史学应当）关心永远身在社会框架之中的人类；……关心被赋予更多功能、各色活动和不同挂念与禀赋的人类，所有这些功能、活动、挂念与禀赋互相混杂、碰撞、冲突，最终互相妥协，达成和解，这是一种相互妥协的生之道，它的名字就叫生（la Vie）” 。

首先，《电视史》对电视节目生产者的精神气质和时代特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例如，作者在介绍1980年代的电视节目时，提及了当时电视人大多怀抱经世治民的理想和知识分子情怀，其理想主义对当时的电视新闻和纪录片产生了巨大影响；谈及1990年代的电视节目时，作者则指出“新闻从业者对于行业的提升日渐集中在专业主义层面的‘品质’与‘效果’上，不再专注于对宏大的社会价值变迁的推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国家对于提高新闻生产与流通效率，使之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需求。” 除了对群像的勾勒，作者也注重点面结合，穿插介绍了诸如杨伟光、孙玉胜等关键人物的贡献。这些生动的描绘基于大量人物传记、回忆录和学术论文梳理而成，让人们看到，在技术、经济、政治等结构性因素之外，作为个体和群体的人的智慧和信念也在电视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此外，《电视史》也关注到历史书写者，即作者本人在历史叙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在《电视史》的结语部分，作者进行了民族志研究中常见的“自我反思”：他发问，“研究电视史的人本身是否可以同时是电视观众”，并检讨道，“笔者的电视接触经验，尤其是关于电视的种种文化记忆，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对史料的选择及对历史过程的叙述。”但是，作为亲历者的历史讲述者确实是不可取的吗？讲述者的自身因素真的能够从研究中剥离出去吗？十九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这样看待历史著作和书写者之间的关系：

“我的生命就在此书之中……。可是，著作与作者如此同一难道不危险么？著作难道不就此沾染上了作者的情感与所处时代的气息么？……如果这是一个缺陷，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缺陷对我们很有用。没有此种缺陷的历史学家，想要在写作中消隐、不存在、亦步亦趋于当时编年史的历史学家根本就不是历史学家。”

四、 结语：作为“手艺人”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常常将史学比作一个“行当”或一门“手艺”，而将自己比作“手艺人”或“工匠”，这意味着这门手艺所需要的技能来自实践、需要时间。《中国电视史》这部厚重的著作正是常江博士在过往学术研究的不断积累中精心打磨出的工艺品：在其2013年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帝国的想象与建构——美国早期电影史》中，常江博士就以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媒介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的社会语境、规制政策、题材风格和社会影响加以考察，特别是注重电影文本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间的互动和勾连 ，与《电视史》中语境、文本和机构三个层面的论述结构一脉相承；他随后出版和发表的《广播电视概论》等教材以及发表于中外学术期刊上的一系列有关电视新闻、电视批评等论文，则夯实了其在电视史领域的积累 ；而对大众文化和性别研究的关注也使得他在审视中国电视文本方面具备了独特的学术视角 ，例如，在谈到1990年代的中国通俗电视剧的大发展时，他敏锐地察觉到，与电视剧的蓬勃发展相伴随的，是女性“消费者”身份的确立以及更加多样而现代的女性角色的产生，并提到这是“一种或多或少由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既尊重‘差异’又强调‘平等’的性别再现机制。”

总而言之，在这本五十万字的厚重著作中，不仅能看到中国电视波折的发展历程，触摸到当代中国的政治轨迹和文化脉搏，也能感受到中国电视从业者上下求索的智慧与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