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为本书的历史阐释提供了牢固的论证根基，也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纳入史学研究，更使得这本厚得让人有些望而却步的历史著作时常闪现出生动有趣的细节，可读性大大增强。例如，在论及1980年代电视引发的文化热潮时，作者提到，“冰心、萧军等著名文学家也在七八十岁高龄时坚持收看《祖国各地》和《话说长江》等节目” ；在论及1990年代的市民生活兴起对电视剧拍摄的影响时，作者提到了当时各地方电视制作机构不顾广电部的不满反复申请拍摄《金瓶梅》的现象，并引述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的话，“有些同志总想打擦边球，总有人想把《金瓶梅》搬上屏幕。我们明确讲过，不要拍《金瓶梅》，几乎一两年就申请一次。前不久又有人要拍。今天，在这里我再重申一遍，像《金瓶梅》这样的作品，不适于拍摄……”

2.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面对海量史料，如何去芜取精，如何汇总梳理，是摆在历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同于以往常见的堆砌史料，《电视史》以话语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媒介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史料进行了清晰的呈现。

强调结构的政治经济学最常见于对媒体发展的阐释，本书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国电视的政治职能、国有属性以及1978年以来对市场经济的接纳和拥抱都深刻地影响了电视机构形态和传播内容。在呈现影响电视业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方面，《电视史》绝非简单提及历史分期和政策名词，而是在综合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成果（参考诸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著作）的基础上，以翔实的数据和有力的论证在媒体机构和社会结构之间架设桥梁。例如，当阐释1990年代电视如何市民日常生活的中心时，作者并非草率地提出市场经济的影响，而是从1995年的国务院174号令——规定从当年5月1日起实施五天工作制——出发，指出“闲暇”的正当性在国家层面得到承认，市民也拥有了更多自己可支配的休闲时间，这导致，一时间“报纸杂志写‘休闲’，广播电视播‘休闲’，工薪阶层享‘休闲’，有关行业抢‘休闲’”；而随着我国社会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城镇居民的闲暇时间、特别是看电视时间显著增加，与此同时，电视的社会拥有量、人口覆盖率以及电视剧产量也出现了可观的增幅。 由此将国家政策、媒介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勾连起来。

话语分析是本书最主要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话语通过语言、知识生产、领域划分、身体控制等机制，界定社会中各种力量的来源，在描述结构的同时，看到文化及其生产主体的能动性；基于此的话语分析则能够解释构成历史的三个重要元素：起源、主体和潜在的意义，从而发现历史现象背后不同权力主体间的对抗与协商。例如，在解释1982-1990年中国电视的黄金时代缘何出现时，《电视史》不仅详述“改革开放”这一主导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策对人们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习惯造成的影响，也看到与电视业直接相关的重大新闻首发时间调整、“四级办电视”等政策和体制对电视“狂飙突进”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从个体层面出发，强调当时有着知识分子情结和理想主义情怀的电视从业者对彼时电视的启蒙色彩和精英话语的塑造，以及当时同样作为文化精英的电视观众对节目的热爱甚至着迷。事实上，对于人——特别是电视从业者——的时代风貌和精神气质的勾勒，也是《电视史》区别于以往新闻史书写的一大特征。

二、 时间与话语：纵横交错的历史叙述

将纷繁无章的史料结构为思路清晰、逻辑鲜明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普鲁斯特有个形象的比喻，历史材料并非一排一粒粒摆开的小石子，而更像是种成分混杂、开始时揉在一起的面团。 故而，“整体统领部分”就成为历史书写的重要原则，这要求历史学家从下笔之初就做到胸中有丘壑。

在“一纵一横”两条线索构成的结构下，《电视史》清晰地讲述了半个世纪中国电视的发展历程。从纵向历时的角度看，本书发展和革新了以往中新史研究中以重大政治事件划分发展阶段的传统，以相关政策、媒介技术和电视节目的发展程度以及观众的收视习惯为标准将中国电视的五十年历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迟来的新生（1958-1966）、政治的孱弱映像（1966-1976）、新时代的先声（1976-1982）、生逢其时的黄金时代（1982-1990）、全面拥抱消费文明（1990-2000）和点燃大国之梦（2000-2008）。从横向共时的角度看，对于每一历史阶段，《电视史》都从语境、文本和机构三个层面展开历史叙述。在语境层面，本书详细介绍该时期的政治政策背景、经济发展状况、文化脉络以及对外交流状况等，特别是这些因素与电视的互动与勾连，如上文举例提到的九十年代消费文化的兴起对电视黄金时代的影响；文本层面，本书对各种电视节目——如电视新闻、电视剧、专题节目和电视纪录片——形态特征、发展轨迹及其与时代的呼应和对话做出了深入的描述和阐释；机构层面，本书介绍了不同时期全国电视台的建设与分布状况以及电视台内部的部门设置、权力分配、资金来源等情况，并将组织机构内部状况受到行业外部生态的影响以及对外部生态的影响加以阐释，例如，论及电视机构在黄金时代（1982-1990）的发展时，本书在“产业化”这一关键词的统领下，介绍了这一时期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的广告实践、中央电视台从“差额补助、结余留用”到“全额财政拨款制度”的变化及其原因，以及这些广告和产业实践对电视高度一体化和事业化的政治结构的撬动。此外，这一纵一横的脉络并非相互独立，而是有机交织：历史分期让人同时思考连续和断裂，而每个时期的语境、文本和机构层面的论述也同样渗透着作者对电视发展前后接续、起承转合的描绘。

这种对电视史纵横交错的网罗和编织突破了以往历史撰写只“叙事”不“描绘”的局限。在历史学的书写中，叙事指“在时间中行走”，“要有叙事，就应该有、而且只需有在时间中按顺序排列的两个元素或情境”；描绘则是“一种得出融贯性和内在联系的历史表达模式。……关注其对象的特性，关注那些保证了对象统一性的东西；它在这些特性之间连结成一种当时事实的多样性，并由此构建出一个总体，一个在其中事物‘互为奥援’、‘揉合在一起’的整体。” 相比于叙事，描绘更立足于整体或整体中各个要素的特性及其之间的相互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