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西传与欧洲启蒙运动

　　中国文化的适时传入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以反教会、反封建和弘扬人文精神为其思想宗旨，中国文化与从阿拉伯人那里新发现的希腊文化汇合起来，弥补了以基督教启示神学为主流的欧洲思想传统在人文主义方面的短板。

　　中国思想文化对启蒙时代以法、英、德为主的欧洲各大国都产生了影响。1688年6月《巴黎学术报》（Joural des Savants）上刊载了一段话，可以供今天的人们深思：“中国人对于德行、智慧、仁爱、慈惠、礼貌、威仪、谦逊，以及畏天命敬神之道，特别看重，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听了一定兴奋。再者，他们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所给予的启示。”法国史学家G•莱姆森（G.Lamson）认为，17至18世纪的欧洲，“思想之转变，不仅由于抽象之思考，且亦由于具体的新事实之发现。此具体的新事实，即指中国文化之传入欧洲，予当时思想家以鼓励是也。”法国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以及重农学派首领魁奈是在欧洲倡导中国思想文化的重镇，伏尔泰认为中国哲学远在希腊哲学之上，他对孔子的崇拜影响了整个法国思想界。魁奈则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百科全书派”的首领狄德罗甚至认为在儒家思想面前，欧洲人应该“感到惭愧”。

　　在英国，写作《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史》的史蒂文（Steven）爵士认为，自从非基督教的中国与欧洲发生联系以后，才使得英国人对人类历史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他写到：“中国人不信基督教，但与基督教徒同样地快乐。英国的自由思想家，信奉自然神权，全是用中国人的议论，向传统的基督教徒进攻。休谟谓：‘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权的信徒。’即可知之。欧洲自由思想家认为孔子的学说，是理性的结晶，智慧的宝库。彼等攻击基督教神学所持之理论，几全为孔子的学说。”不仅如此，英国的上流社会对儒学的理解非常到位，譬如，“鲍林白洛克（Lord Bolingbroke）以贵族政治家身份，宣扬中国文化尤力，其致Swift函有云：‘孔孟皆为最奇特形而上学家，同时亦为最佳之道德家。其学说分三部：一、个人对自己之责任（修身），二、个人对家庭之责任（齐家），三、个人对国家之责任（治国）。总之，每人皆可做哲学家，亦可担任公务，以前之人如此，今后之人亦如此。进而为政治家，退而为哲学家。” 这实际上就是儒家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实践哲学。在英、法、德三大重要欧洲国家里，德国思想界则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易经哲学和朱熹理学，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和其弟子沃尔夫成为宣扬中国哲学的重镇。

　　中国文化对西方近代政治体制的影响

　　17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认为，中国基于道德理性的政府正是欧洲中世纪世袭领主制所最缺乏的，他们赞美中国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政治制度为平民进入统治阶层铺设了通道。一位西方学者写道：“儒学体系中最让欧洲人感到欢欣的要素之一就是学者在中国的地位。欧洲大陆的学者们的这种共识可以追溯到17世纪晚期启蒙运动开始之时……这个东方帝国就被视为是一块摧毁了政治家和学者之间樊篱的土地。当伏尔泰在政治改革的领域中小心翼翼地探索时，他把‘哲学家’做王的中国作为理想国，并以此提议选拔‘启蒙哲学家’出任内阁部长。伏尔泰被称为‘费尔梅的孔夫子’，这只不过表达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知识分子阶层内心中的一种向往而已。”

　　在制度方面，中国的考试制度和文官制度（科举制度）历史悠久，然而“欧洲的学校考试至18、19世纪才趋于发达”，直到19世纪才在英国出现了近代化的“文官制度”。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虽然西方文官制度是与资本主义相适应而发生发展起来的，然而，西方学界从不否认这是从中国学来的。如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说道：“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美国学者罗纲德也写道：“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对于这一制度的影响，而它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我们认为中华帝国科举制度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传播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实施和发展行政精英的基础。毫无疑问，美国公务员竞争考试的特征主要受英国的影响，而英国的公务员制度则来源于中国。”1983年，美国卡特总统任内的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他说：“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 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 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可见，今天的欧美人并不忌讳他们在政体设计上曾经向中国学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