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张允熠

　　编者按：中华文明延续发展数千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提到中华文明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人们首先想到 “四大发明”，其实，中国影响世界的不仅是科学技术，中国文化亦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的书法、诗歌、绘画独树一帜，中国的文官制度对西方人才选拔系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启蒙运动和西方近代哲学的形成也影响颇深。

　　“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来源于中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尾舵、罗盘、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及导航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也就不可能建立那些殖民帝国。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马橙，使骑手能安然地坐在马背，欧洲就不会有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枪炮和火药，也就不可能用子弹击穿骑士的盔甲, 从而结束骑士时代。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造纸术和印刷术，欧洲可能要更长期地停留在手抄书本的状况，书面文献不可能如此广泛流传。”

　　美国记者罗伯特•坦普尔曾把李约瑟的名著《中国古代的科学与文明》提炼为一个浓缩本，名为《中国: 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这本书选择出中国古代的100个“世界第一”的科技发明与发现，并配上100幅图片，加之活泼流畅的文笔，成为普及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通俗读本。罗伯特•坦普尔通过比较研究，惊奇地得出上面的结论。

　　其实，中国影响西方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更有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与思想文化。

　　16-17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西传欧洲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走出长达千年的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开始踏入近代文明的门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五百年间，欧洲流行的是“东方主义”，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对东方的一切都着迷”（这时的东方主要指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歌颂东方、赞美东方和崇尚东方的言词见于该时期许多著名学者的论述中。东方被西方涂上了一层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莱特斯也说：“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一般都认为中国远胜于欧洲，不论在科技或在经济上皆然。”在18世纪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是“哲学家当王”的国度，是欧洲人应该“学习的榜样”，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才真正有所改变。

　　16世纪，来华的欧洲基督教耶稣会士利玛窦，首先用拉丁文翻译朱熹注的《四书》，经金尼阁等人传入欧洲后，在欧洲引发了“中国热”，“中国学”（Sinology）也正式登堂入室成为欧洲的显学。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影响所至逐渐超过中国经典原著本身，直至今天，人们还能在梵蒂岗图书馆看到十四种西人研究《易经》的著作。17世纪的欧洲学者评介和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影响最巨者当推比利时神父柏应理于1687写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该书的中文标题是《西文四书解》，其《导言》部分对中国哲学的儒、释、道三家都有评介，并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图，介绍了宋代朱熹的理学和易学研究以及朱注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等书目以及“太极”、“理”等新儒学范畴。有“欧洲的亚里士多德”之称的莱布尼茨，曾评价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说：“这部著作并非由孔子亲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将其言论加以收集、编辑而成。这位哲学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家的时代，他总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作为笛卡尔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欧洲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一，莱布尼茨的话反映了当时欧洲主流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