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的起草过程体现了中国经济决策的“三化”：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保证了重大政策的正确性和及时调整的灵活性。如经济增长率的预期目标到底是多少？国务院会请几家研究机构提出方案，最后协商确定。通过专业智库和专家的参与，一些专业化的指标目标能够更加科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实践不断完善，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度安排。这和美国的否决体制有很大区别，比如说总统行政当局提出的议案，国会否决；在两院中，众议院通过的议案，参议院否决；在两党中，一党议案，另一党否决。美国智库学者对我讲，他非常羡慕中国的决策方式，只要中国领导人想推动工作，各部门会形成合力，这在美国是做不到的，大家相互制衡，相互制约。大家也知道，特朗普马上就将否决奥巴马时期最大的改革之一，即医保改革。因此，美国的否决体制像“翻烧饼”，很多政策既不能形成共识，也不能实施下去。

　　二、对2016年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价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一直持续跟踪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三方评价。这里涉及到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到底是乐观论还是悲观论？如果是乐观论，依据是什么？是不是经济增长率越高就越好，反之则不然？因为许多悲观论就是依据经济增长率，从我们的视角看，不仅是片面性，也不够专业化。我们是从目标一致法的视角，不仅定性，而且定量的评估政府工作，保证其客观性、全面性和科学性。

　　的确，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个“测不准问题”。既然物理学上有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更不要说像中国这一巨型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会远超过自然界的现象。这不只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论的问题。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起飞，很多组织对中国经济进行预测。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最专业的组织，对中国的经济预测也会产生较大偏差。我常举的例子是世界银行，世界银行在1985年作过关于2000年中国的长期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在5.4-6.6%；1997年在香港又公布了对2020年中国的长期预测，如2000-2010年为6.9%。但是，它们的预测误差很大，大大低估中国的发展潜力，因为中国人民的发展潜力、创造力、创新力很难用一个干巴巴的经济增长模型来预测的，尽管它是一个重要的预测工具。

　　对中国经济发展未来趋势还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争议：中国经济发展到底是光明论还是崩溃论。美国的经济学家和专家，他们自己也发现每个人预测的记录都不那么好。国内也有经济学家发表文章，标题危言耸听。然而我们也做了更专业的研究，比如《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中国高技术产业如何赶超美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第2期），《大国兴衰与中国机遇：国家综合国力评估》（《经济导刊》，2017年3月号）。其中就做专业的分析，提出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在多个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是不是威胁？最近一位澳大利亚的导演约翰·皮尔格专门制作了一个纪录片，叫《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从他的视角揭露了所谓“中国威胁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很有价值和意义。

　　2016年1月1日，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2016：中国“十三五”开局之年》一文，强调中国将在2017年大展宏图。首先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国通过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2016年的“两会”就是正式批准和公布了“十三五”这个大的战略谋划。它从2013年就开始设计、调研、分析、预测“十三五”规划，我们作为智库之一参与到全过程中。它的主题就是如何如到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第二就是积极推动“十三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之年，后面会谈什么叫良好开局。第三就是根据中央的精神，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总目的就是中国作为经济巨轮应当行稳至远，一年一大步、五年一个大台阶。以上是我对2016年的一个判断。

　　怎么样来分析2016年呢？评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有白纸黑字的依据。我这里有三个依据：第一个依据是2016年3月5日李克强向全国人大的报告，即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后一部分“2012年重点工作”；第二个依据是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2017年2月28日）；第三个依据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2016年工作回顾”。我们的做法就是让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方法是“目标一致法”，采用完成率来定量评估。

　　我们就是根据目标一致法，对2016年这几项目标，以及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25个主要经济与社会指标的实现情况来衡量。25个指标中只有一个指标，即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支出与GDP之比）没有实现，按理说应该达到2.2%，但是实际结果是2.08%，原因是2015年的GDP统计做了一个调整，不是原来的2.10%，而其他指标全部都实现了，大多还是超额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