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主流社会价值所营造的“政治正确”高压抑制了作为主流阶层的普通民众的表达欲望，但也起到意想不到反作用。精英阶层高度统一的一边倒态度，加上高高在上的优越心态，动辄挥舞的政治正确不让人说话的大棒，使民众厌倦了主流价值观“绑架”，产生了逆反心理，觉得不能接受这样的精英阶级统治，转而选了特朗普。

　　2. 选举制度将这两者变成相互对峙的选项，要求民众进行非此即彼的零和选择。

　　其实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理念追求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距离甚至是冲突，这是相当普遍且合理的现象，一般这都潜藏在针对具体议题的公共政策制定或司法审判等行政司法环节。但是此次美国总统大选在以“民主”之名选举美国总统时，也将这两者分别依附在两位候选人身上，公开地摆到台面上迫使选民在捍卫美国主流价值与保障自身生活需求之间进行“二选一”的零和选择。

　　选举民主的政治意义一方面是通过人民意志的表达赋予政治权力行使者以合法性，另一方面则是将政治过程公开化，将选择的权利交给民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治议题都适用简单的选择，对良善生活的追求和对充裕生活的追求都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也都是国家治理不可偏废其一的必须任务，要民众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本身就是武断的，而将此归咎于“民粹主义”更是不合理的，是这种选举规则和格局造就了短视的美国民众。

　　3. 国家的治理是多层次、多议题构成的复杂系统，民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但并非唯一要素。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老牌民主制国家，选举民主制度也无法为政治生活提供一个全能的解决方案。此次美国大选中“沉默的大多数”现象所折射出的社会结构问题是复杂的国家治理问题，相对于选举民主的武断和表象化，它更需要的是系统的解决方案。

　　从社会结构上看，无论何种体制、哪种发展程度的国家在其国内都存在金字塔状的层级结构，差别只在于每个层级内的数量和构成。“寡头统治铁律”告诉我们社会总是会分化为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小到工会，大到国家，精英阶层在资源占有、决策制定上都占有优势。否认这种铁律无济于事，关键在于一方面要防治决策阶层的利益私化或集团化，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使他们形成对“公共责任”、“善治”的共有标准，另一方面塑造政府的自主性，在弱化强势利益主体影响的同时，基于其公共责任和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去能动地建构政策议题、平衡社会结构和利益再分配。

　　政府应当更多的倾听和关注普通大众的需求和利益，为他们构建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和支持体系。这部分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数量尽管庞大，但是抵御各种经济、社会风险的能力却很薄弱，更重要的是他们缺乏足够的组织资源或行动资源在日常政治过程中表达自身意愿或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于是便在四年一次的定期选举中即时爆发。相较于选举的全民狂欢，更应该在日常政治中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从就业、医疗到教育，让属于社会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也能过上有尊严、有希望的生活。

　　这次选举也让我们重新看待被披上“第四权力”，“民意代表”的媒体。新闻传播媒体的报道很难与社会大众的真实表达划等号，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作为他者在影响和塑造社会大众的观念。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很重要，它不仅有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也有利于强化政府与民众的信任度，因而在认识到媒体舆论形成的过程和特征之后，政府要通过政策过程、社会媒体以及更加多元的社会组织等渠道设置和开发更多的民意收集机制，加强双向的交流、互动与反馈。